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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卡佛:刻小說的人 (下)

接上文《雷蒙德?卡佛:刻小說的人(上)》

極簡主義
  
  “評論家討論我作品的時候經常使用“極簡主義”這個詞。但這個標簽讓我感覺很不舒服。”——雷蒙德?卡佛
  
  “極簡主義”(Minimalism)——這個卡佛本人并不喜歡的詞——如果拿來形容卡佛的一些小說,尤其是那些早期的、收集在《請你安靜些,好嗎?》和《談論愛情的時候我們談論著什么》這兩本集子里的小說,倒也不能說完全不恰當。對于這些小說,人們喜歡把它們和海明威的短篇小說相比:都是惜字如金,省略了很多東西。
  卡佛的讀者從頭到尾都不知道《為什么不跳個舞呢?》里面的那個中年男人的婚姻背景和感情經歷,也搞不清這個人把家當賣了以后要到哪里去。但是有一定生活經驗的讀者可以猜出:這是一個婚姻失敗的人,他遭受了感情上的打擊,他比較悲觀,同時還殘留著一點點浪漫的情緒。就像讀海明威的短篇小說一樣,這種需要讀者自己去填補空白的閱讀經驗具有一種特殊的魅力。
  如果拿海明威和卡佛來比較,我感覺,海明威的短篇好像寫得更“浪漫”,他對筆下的人物似乎更“仁慈”:即使寫一個對生活絕望、身陷孤獨的老人,他也會給他安排一個“干凈明亮的地方”,讓他喝上幾杯;即使寫一個即將被迫墮胎、充滿失落感的年輕女子,他也會給她安排一個車站旁的小酒館,讓她可以坐在那里欣賞到遠處“白象似的群山”。而卡佛對筆下的人物就顯得“殘酷”得多。卡佛小說中的人物大部分不敏感甚至感情遲鈍,我們很少看到他們沉浸在帶有任何“詩意”的氣氛中。他們總是被各種困境、打擊所包圍,困惑、頹唐、不知所措甚至徹底消沉。浪漫情緒不屬于這些人。
  1983年,卡佛出版了小說集《大教堂》。評論家和讀者發現,“極簡”不再是這些小說的風格。這些小說里出現了更多的人物背景交代,更細膩的描寫,篇幅也更長了。更有意思的是,在上一本小說集《談論愛情的時候我們談論著什么》中收錄過的小說《洗澡》(Bath)在這本書中被再次收錄,但出現的卻是另外一個版本,篇幅加長了幾乎兩倍,題目也被改為《好事一小件》(A Small, Good Thing)。
  《大教堂》獲得了更大的成功。讀者和評論家似乎都沒有因為卡佛放棄他“固有”的風格而感到失望,相反,他們投來贊許,報以掌聲。
  《大教堂》顯示的變化不僅僅停留在文字風格上。比起以前的小說,這些新作中減少了“冷酷”,增加了“溫情”,讀起來更加“光明”了。
  標題小說《大教堂》被普遍認為是卡佛的代表作之一。這篇小說的敘事者是一個給人感覺內心空虛、生活頹唐的男子。一天,家里來了一位客人,是他老婆以前的朋友,一位盲人。這個住在外地、剛剛喪偶的盲人一直和她老婆保持通信,談論各自的的生活。對于盲人的探訪敘事者比較抵觸,還夾雜著一些妒忌。小說通過這個男子的視角,很細致地描寫了盲人的到來、聊天、吃飯等細節,讀者可以感覺到他那種冷淡的態度和不情愿的情緒,場面一度有些尷尬。隨著故事的推進,我們看到敘事者的老婆先睡了,留下他和這位盲人坐在沙發上。敘事者依然很冷淡,自顧自地看著電視里的無聊節目,一邊和盲人聊著一些不疼不癢的話,還慫恿客人抽了一只大麻。在接近小說結尾的時候,電視里開始播放一部關于建造大教堂的紀錄片。盲人想知道大教堂到底是什么樣子,于是敘事者開始用笨拙的語言向他描述。這種嘗試失敗以后,盲人建議敘事者采取以外一種方式,他建議敘事者在一張紙上用筆畫下大教堂的樣子,而他則把自己的手扣在敘事者的手上,跟隨前者的動作感覺大教堂的樣子,盲人還建議敘事者閉上眼睛,他照辦了。結果,在這個描繪大教堂的過程中敘事者進入了一種近乎“忘我”的狀態。在小說結尾處,盲人讓他睜開眼睛看一看—— 
  但我仍然閉著眼睛。我想就這樣再待一會兒。我覺得我應該這樣。
  “怎么樣?”他說,“你在看嗎?”
  我的眼睛仍然閉著。我在自己家里,這我知道。可我感覺我不在任何地方。
  “真是了不起。”我說。
  《好事一小件》是另一篇人們喜歡談論的小說。評論家尤其喜歡分析這篇小說,因為他是卡佛前期出版過的小說《洗澡》的“加長版”,把這兩個版本放在一起對比,這難倒不是研究卡佛從“極簡主義”返璞歸真的最好方法嗎?
  《好事一小件》和《洗澡》的故事基本相同:一個母親去面包房為即將過生日的兒子訂了一個蛋糕。兒子在生日那天不幸遇上車禍,昏迷不醒,被送入醫院。夫婦二人守在病床前,痛苦而且焦急。丈夫抽空回家去洗澡,碰巧有人打來電話,提醒他蛋糕還沒有拿。丈夫不知道妻子訂生日蛋糕的事,把對方的來電當成了騷擾電話。夫婦兩人在醫院又守護了幾天,兒子依然昏迷不醒,妻子回家洗澡、喂狗,這時電話鈴又響了,對方說是關于他兒子的事。
  小說《洗澡》在此處戛然而止。我們不知道醫院里的兒子最后是否得救,甚至不知道結尾處的那個電話是誰打來的——雖然很有可能是面包師再次帶來的,但也很可能是醫院打來電話通知緊急情況。和其它卡佛的“極簡”小說一樣,《洗澡》沒有交代人物背景,語言簡潔,敘事不帶感情色彩,這使得這篇關于生死和家庭不幸的小說讀后給人一種近乎冷酷的感覺。
  而《好事一小件》則給人一種完全不同的閱讀感受。這篇小說里增加了人物背景交代和更多的心理描寫,故事也沒有停留在《洗澡》結尾的地方。讀者可以肯定,妻子收到的電話是面包師打來的,但妻子也忘了訂蛋糕的事,同樣把來電當成了騷擾電話。妻子回到醫院,兒子最終醫治無效,死去了。悲痛的夫婦回到家里,同樣的電話卻再次打來,夫婦二人最終搞清電話來自面包房,一直被壓抑的悲痛此刻轉化成對面包師的憤怒。二人在午夜開車去找來電者算賬。在面包房里,他們遇到了那個孤獨的老面包師。知情后的面包師對夫婦二人誠懇地道歉,讓他們落座,還拿出剛烤好的熱面包給他們吃。他說,你們得吃點兒東西才能挺住。在這種情況下,吃,是一件微不足道但會很有幫助的事情。于是夫婦二人吃了很多面包,還聽面包師講了自己的經歷。他們聊了一個晚上,天亮了,他們還沒打算離去。
  不難看出,《好事一小件》從家庭悲劇開始,以陌生人之間的相互溫暖告終,和《洗澡》所傳達的感受完全不同。

  
文學編輯

  “約翰?加德納說,如果你能用十五個字寫出來,就不要用二十五個字。戈登?利什則相信,如果五個字夠用,那就別用十五個字。”——雷蒙德?卡佛
  
  雷蒙德?卡佛于1988年去世,但在他死后的二十年中人們不時能聽到關于這位作家的猜測和傳聞,有人甚至懷疑卡佛的很多小說是由別人代寫的。如今這里面的來龍去脈已經被基本搞清。要談這件事,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名叫戈登?利什(Gordon Lish)的文學編輯。
  1967年,卡佛在加州做課本編輯時結識了辦公室僅隔一條馬路的另一位編輯戈登?利什,二人常在一起喝酒、聊文學,不久成為好友。幾年后利什去紐約做了《紳士》雜志(Esquire)的小說編輯,負責尋找文學新人。此時卡佛仍然名不見經傳,發表過的小說局限于一些發行量很小的文學刊物。利什勸卡佛給《紳士》投稿,于是卡佛交給利什自己的幾個短篇,均在70年代初得以發表。
  卡佛發現利什對自己的小說干了兩件事——1,讓它們有了更廣泛的讀者,得到了評論界的重視,2,對它們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文字刪改。
  利什本人也寫小說、喜愛文學,面對卡佛的小說,他似乎難以克制自己的創作欲望。卡佛的第一任妻子在回憶錄中寫道:“戈登改動了雷的一些小說,很多改動我都不同意。但我意識到他是如此喜愛雷的作品——他希望那些小說是他自己寫的。……總的來說,雷非常感激戈登作為編輯的出色工作,他經常認同戈登的編輯,他不喜歡的改動將來可以再改回來,當時最重要的事情是讓他的作品發表。”
  利什幫助卡佛出版了小說集《請你安靜些,好嗎?》,并得到好評,于是二人開始準備下一本小說集。這一次,利什對卡佛手稿的改動就更加大膽了。利什著迷于極端簡練的文字風格,他不喜歡卡佛小說中過多的感情流露和過于繁瑣的描寫,于是他刪除了卡佛原稿中的很多段落,還對部分文字做了改動。書稿中的《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Mr. Coffee and Mr. Fixit)被砍掉70%,《好事一小件》被刪掉2/3,更名為《洗澡》,小說《新手》(Beginners)經修改后被改名為《談論愛情的時候我們談論著什么》。卡佛對利什變本加厲的刪改感到不安甚至憤怒。他寫信懇求利什不要出版這些經過改動的文稿,但利什還是按原計劃出版了經他修改后的版本。這本小說集定名為《談論愛情的時候我們談論著什么》,出版后受到了評論界的廣泛好評。此后,當評論家談論雷蒙德?卡佛的時候,他們開始談論“極簡主義”這個詞。
  1982年,卡佛和利什開始籌劃下一本小說集《大教堂》。卡佛再次寫信給利什,希望他不要再越俎代庖,信中說:“我再也無法忍受截肢和移植手術了。”這封信奏效了。這次利什對卡佛的手稿幾乎沒做什么大的改動。于是,讀者看到了一本卡佛“轉型”后的小說集。這些事實上更加“原汁原味”的作品受到的好評超過了前兩本經利什大規模刪改過的小說集。小說《好事一小件》也收集在這本集子當中。當評論家們饒有興趣地研究卡佛是如何把“極簡”版的《洗澡》“擴寫”成更加豐滿的《好事一小件》的時候,他們也許不曾想到,《好事一小件》才是卡佛最初的版本。
  此后卡佛終于停止了與利什的合作。臨終前卡佛出版了自選集《我打電話的地方》,其中包括7篇新作和30篇以前發表過的小說。此書收錄的作品被認為是卡佛自己最滿意的小說的最滿意的版本。該書收錄了《好事一小件》,而不是《洗澡》。然而,書中有一些小說,比如《談論愛情的時候我們談論著什么》,還是保留了讀者已經非常熟悉的“利什版”。
  據說卡佛的遺孀正在試圖出版更多卡佛作品的“未經刪改版”,對此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對。我想還有更多的人,他們并不關心作家背后的紛紛擾擾,他們只關心小說,關心那些真正好看的小說。

  

玻璃天空

  “我對寫短篇小說沒有任何自己的理論。我只知道自己喜歡什么和不喜歡什么。我不喜歡寫作中的不誠實,我不喜歡玩兒花招。我喜歡那些講得很好、很誠實的故事。”——雷蒙德?卡佛
  
  1985年夏天的一個中午,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和他的妻子去拜訪美國作家雷蒙德?卡佛。卡佛的別墅位于華盛頓州和加拿大交界處的胡安?德富?卡海峽。下車后,村上聽到一陣陣海浪拍打礁石的聲音,他不自覺地深吸了一口氣。
  在客廳里,村上看見卡佛是一個身體魁梧的男人,他向村上微笑,但他不笑的時候總是習慣性地皺著眉頭。村上感覺到,這個美國人和自己一樣靦腆。
  幸好有卡佛的女友苔絲在場。村上早就知道,苔絲是一位女詩人,是卡佛和前妻離婚后的生活伴侶。苔絲開朗、健談,她帶著兩位日本客人參觀別墅的各個房間。大塊的陽光透過玻璃窗灑在地板上。
  中午,他們圍坐在靠近落地窗的餐桌旁進餐。主菜是熏三文魚。卡佛說,這條魚是他和苔絲一起在海邊抓到的。
  席間講話最多的依然是苔絲,她故意放慢了語速,好讓兩位客人聽懂她的每一句英語。卡佛仍然話不多。村上再次慶幸苔絲的在場。
  村上是卡佛小說日文版的譯者。他說卡佛的小說在日本很受歡迎,他本人也極其喜愛。卡佛微笑的時候眉頭不再皺著。
  下午,他們坐在客廳里喝茶。卡佛和村上都已經放松了很多。透過玻璃窗,村上看見海峽中大片的海水在陽光下閃爍。天空碧藍,幾乎沒有云彩,兩艘油輪緩緩地在海面上移動。潮水慢慢從遠處涌來,拍打著房子腳下不遠處的礁石,聲音低沉而有節奏,其中夾雜著幾聲海鷗的鳴叫。
  苔絲建議大家到房間外面的露臺上坐坐。卡佛推開客廳和露臺之間的玻璃門,一陣帶著咸味兒的海風涌入屋中。
  在露臺上,卡佛和村上各自點燃了一支香煙。海風很強,但陽光非常暖和。村上的視線偶爾和卡佛相遇,卡佛對村上微笑,眼睛里反射出海水的光芒。
  這時,村上看見露臺一側的木板地上躺著幾只海鳥。他走過去,發現那是幾只海鳥的尸體,它們翅膀上纖細的羽毛隨著海風抖動,像斜插在地面上被人遺棄的旗幟。
  卡佛發現客人在觀察那幾只海鳥。他說,經常有海鳥死在他家的露臺上,這些可憐的鳥兒很不幸。
  他說,這些海鳥,它們看見玻璃窗上反射出天空的影子,就以為那是真的藍天,它們想往天上飛,結果就撞到玻璃上,被撞死了。
  大家陷入片刻的沉默。
  村上吸了一口煙,他回過頭看了看那面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玻璃里反射出藍天的影像。
  虛假的天空,村上用帶著日本口音的英語喃喃說道。
  我憎恨虛假的天空,卡佛說。

  (注:上面這段筆者虛構的文字取材于卡佛第二任妻子苔絲?加拉赫(Tess Gallagher)為卡佛詩集《群青》(Ultramarine)日文版所寫的序言,其中提到了村上春樹夫婦拜訪卡佛夫婦的經歷,那次他們在卡佛家中確實見到了撞死在玻璃上的海鳥。)

(載2009年1月號《人民文學》)

文章分類: 文壇張望 | 評論



雷蒙德?卡佛:刻小說的人(上)

(載2009年1月號《人民文學》)

契科夫

  “在最近幾年里,我的生活中出現了光芒和恩惠。”——雷蒙德?卡佛,1988
  
  1987年6月,《紐約客》雜志發表了一篇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短篇小說,名叫《差事》(Errand)。熟悉卡佛的讀者發現,這篇小說與作者以往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卡佛筆下的典型人物一直是那些中下層美國人,他們居住在無名的城鎮,形象普通得不會吸引任何人注意。而《差事》則大不相同,寫的是俄國作家契科夫的死。契科夫是卡佛的偶像和寫作上的導師。在這篇小說里,卡佛虛構了契科夫從染上肺炎開始吐血一直到他在德國去世的過程,其中提到一個細節:契科夫的妹妹去醫院探望他時,在病房的桌子上看到了一件“讓她驚恐的東西”,那是一張醫生手繪的契訶夫肺部示意圖,圖中的肺用藍色線條勾勒,但肺的上部涂滿紅顏色,她意識到,那部分代表患病的區域。
  《差事》發表的時候正是雷蒙德?卡佛寫作生涯的鼎盛時期。這位出生于西北部貧窮鋸木工家庭、年輕時為養家糊口奔波勞累、后來又因為酗酒險些喪命、打過各種雜工、曾在各地輾轉流離、經歷過兩次破產和一次婚變的小說家兼詩人,經過多年的打拼,終于獲得了文學界的承認和褒獎:“自海明威以來最出色的短篇小說家”、“美國的契科夫”、“極簡主義”——這些榮譽和標簽可謂來之不易。此時他已經出版了《請你安靜些,好嗎?》(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談論愛情的時候我們談論著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大教堂》(Cathedral)等短篇小說集和若干本詩集。此時他已戒酒多年,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是即將成為他第二任妻子的女作家苔絲?加拉赫(Tess Gallagher)。
  《差事》是卡佛的最后一篇小說。
  1987年9月,也就是《差事》發表后的第四個月,卡佛像契科夫一樣開始吐血。10月初,卡佛被查出肺癌,他的左肺被切除了2/3。第二年6月,卡佛的肺部再次發現癌細胞。當月,他和苔絲舉行了簡單的婚禮。1988年8月2日清晨,卡佛因肺癌死于家中。
  在最后的日子里,卡佛一直在寫未完成的詩集。有一天,這位作家對他的妻子說:“寶貝兒,我們已經被載入史冊。”
  臨終前,卡佛每天靜靜地坐在家里的門廊上,望著院子里栽種的玫瑰花出神。去世前幾個小時,卡佛告訴妻子,他是多么喜愛契科夫的小說。
  契科夫去世時44歲。卡佛去世時50歲。

 

雕刻匠

  “寫短篇小說和寫詩之間的相似程度絕對超過寫短篇小說與寫長篇小說之間的相似程度。” ——雷蒙德?卡佛
  “我平日里是個害羞的人,可寫起東西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雷蒙德?卡佛

  
  雷蒙德?卡佛的姓Carver,如果按字面翻譯,就是“雕刻匠”的意思。和契科夫一樣,卡佛一生熱衷于對短篇小說的雕刻(這位作家沒有寫過長篇小說)。他的刀法純熟,到后來自成一派。直到今天我們讀他的作品時,可能還會贊嘆一聲:“嗯,活兒確實不錯!”
  這些天來,我一直在重讀《我打電話的地方》(Where I’m Calling From), 一本英文版的卡佛小說自選集。每次合上這本書,我的視線都會再次和卡佛相遇。
  那是印在封面上的一張卡佛的照片。在這張黑白照片中,卡佛坐在一張桌子后面,右手搭著椅背,左手放在桌上,他的眉頭緊鎖,眼睛死死地盯視著鏡頭,仿佛那里有一道復雜的數學題,急需他在最短的時間內解出答案。可以想像,畫面外的攝影師希望這位作家擺出一副瀟灑的姿勢、提供一個深邃的眼神,然而,我們最終看到的卻是一個表情有些緊張的中年男子,他的肢體僵硬,神經緊繃,眼神中隱隱流露出緊張、困惑和焦慮不安。
  我走到電腦前,在互聯網上搜索有關卡佛的信息。在一個英文網站上,我找到了一段卡佛當年接受采訪的錄音。聽這段錄音讓人感覺在聽一個嫌疑犯接受警方的調查。卡佛的聲音底氣不足,吐字磕磕絆絆,句子斷斷續續,有時需要依靠短暫的停頓來思考究竟該使用哪個合適的字眼兒來繼續眼下這個已經進行了一半的句子。在這段錄音里,卡佛呼吸的聲音清晰可見。他的呼吸沉重,像一張砂紙在不斷地打磨著麥克風,這些呼吸之間偶爾會插入一兩次深深的吸氣,讓人懷疑屋子里的氧氣是否已經被這個不善言辭的講話者耗盡。

  

無法言傳

  “你不是你筆下的人物,但你筆下的人物是你。” ——雷蒙德?卡佛
  
  卡佛筆下的人物幾乎沒有能言善辯的。他們用最普通的思維方式思考,用最基本的日常語言交流。可是,在這些故事中,這些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往往被某一件異樣的事情打亂,他們感覺到了這種異樣,并且能隱隱預感到自己的生活可能因此變得不同。然而,由于他們不善言辭,也從未學會和自己的內心交流,于是,他們往往陷入一種“無法言傳”的困境。
  小說《為什么不跳個舞呢?》(Why Don’t You Dance?)寫一個中年男子(剛剛離異?),在自家庭院前出售家里的全部家具。來了一對年輕情侶,對陳列在門口的大床和電視機很感興趣。中年男人痛快地答應了他們的討價還價,還給他們喝酒,用舊唱機放音樂給他們聽。他還提議:“為什么你們不跳個舞呢?”
  在這篇小說的結尾,敘事的焦點有些出乎意料地轉移到那對情侶中的女孩身上:

  幾個星期后,她說:“那家伙是個中年人。他所有的東西都堆在家門口。不騙你。我們喝多了,還跳了舞,在他家門口的車道上。哦,老天。別笑。他給我們放那些唱片聽。你看這個唱機,就是那個老家伙送給我們的,還有這些破唱片。你會對這些破玩意兒感興趣嗎?”
  她不停地說。她把這件事告訴了每一個人。這里面還有更多的東西,她想試著把它們說出來。過了一段時間,她放棄了這種努力。
  像這個女孩一樣,卡佛小說中的很多人物感覺到了某件事后面“更多的東西”,但他們無法通過言語把這些東西表達出來。而故事背后的作者拒絕提供任何解釋。于是,讀罷卡佛的一些小說,讀者的感受可能會無異于故事中的人物:這篇小說確實讓我感覺到了什么,可到底是什么呢?
  另一篇小說《羽毛》(Feathers)寫敘事者和他的妻子到另一對夫婦家里做客,他們在主人家中碰到一些奇怪甚至駭人的事情:這家人養了一只孔雀,身上有味道,不時發出怪叫,但主人竟然允許這只鳥走進房間里來散步;而他們剛剛出生的孩子長得其丑無比,樣子嚇人,對此他的父母仿佛視若無睹。在這篇小說的最后,敘事者看著客廳里那只怪鳥和主人的丑寶寶嬉戲玩耍,他忽然感覺這個夜晚“很不一般”,他甚至默默許了一個愿,希望“永遠不會忘記這個夜晚”。的確,事后敘事者的生活因為這次經歷發生了改變。但為什么一只怪鳥和一個丑嬰兒會讓人產生這樣的觸動呢?這個問題敘事者似乎無力回答,作者似乎希望讀者自己去找出答案。
  小說《肥》(Fat)的敘事者是一家餐廳的女服務員,某晚她接待了一個異常肥胖但特別客氣的顧客。這個胖子食量驚人,更奇怪的是他講話時用“我們”而不是“我”來指代自己。整篇小說寫的就是敘事者向她的女友麗塔講述這件事本身以及當晚下班后她與男友在家中談論這個胖子的經過。《肥》是這樣結尾的:
  這個故事挺有意思,麗塔說。但我可以看出她對這件事不知道該怎么解釋。
  我感到情緒低落。但我不想對她說。我已經對她說得太多。
  她坐在那兒等著,她用纖細的手指撫弄自己的頭發。
  她在等什么呢?我很想知道。
  這時是八月。
  我的生活即將改變。我能感覺到。

  很多讀者也許會和小說里的人物一樣不知道該如何解釋這篇小說。這個故事到底講的是什么?敘事者為什么會感到情緒低落?為什么遇到一個奇怪的胖子能改變一個人的生活?卡佛不會回答這些問題。而故事的主人公,她自己可能更說不清楚。

  

藍領悲劇

  采訪者:為什么您選擇寫短篇,而不是長篇小說?
  卡佛:是因為生活所迫。當時我很年輕。我十八歲就結了婚,那時我妻子十七歲 。她懷孕了,我身無分文,我得整天工作,養活兩個孩子。我還需要到大學里學習寫作。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寫那種要花兩三年才能完成的東西。所以我就決定寫詩和短篇小說。這些東西可以坐下來,從開頭到結尾一次完成。

  (注:此處可能是卡佛的記憶有誤。卡佛結婚時19歲,當時妻子16歲。)

  卡佛常說他有“兩次生命”,分界點是1977年6月2日。
  卡佛1938年出生于美國俄勒岡州一個鋸木工人的家庭,高中畢業后就開始打工。他十九歲結婚,已經懷孕的妻子瑪麗安?伯克?卡佛(Maryann Burk Carver)當時只有十六歲。這對年輕夫婦在不到二十歲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他們因生活所迫不斷搬家,居無定所。養家糊口的壓力很大,卡佛和妻子靠一些零七八碎的工作掙錢。卡佛曾替藥房送貨、在加油站給人加油、在醫院里打掃衛生、在公寓小區打雜、甚至替人摘過花。妻子瑪麗安做過圖書推銷員、電話公司職員和餐館侍者。卡佛喜愛文學,打工之余在大學里選修了一些寫作課程,在這期間遇到了對他寫作生涯有影響力的老師——作家約翰?加德納(John Gardner)。卡佛在繁重的生活壓力下嘗試寫作,終于發表了幾篇短篇小說,找到了一些在學校里教寫作課的工作,并于1976年出版了第一本有影響力的小說集《請你安靜些,好嗎?》。
  然而不幸的是,卡佛于六十年代末染上了酗酒的惡習。隨著他在寫作方面向成功邁進,他的酗酒問題卻越來越嚴重,以至于最后整日與酒杯為伴,無法寫作。家庭經濟同時出現問題,卡佛本人的健康也受到威脅,曾因酒精中毒多次住院。卡佛和妻子瑪麗安之間的感情日趨破裂,二人數次分居。卡佛的人生軌跡走到了最低點。
  1977年6月2日,卡佛終于停止了酗酒,開始了被他稱作“第二次生命”的生活。他獲得了更多的經濟資助,找到了更穩定的工作,他與瑪麗安正式分手,開始了和女詩人苔絲?加拉赫的共同生活。直到卡佛于1988年早逝,他的“第二次生命”應該說是安定和幸福的。
  如果說大部分卡佛的小說取材于自己的親身經歷,那么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卡佛對他的“第一次生命”的描繪。卡佛筆下的人物大部分是那些藍領階層的“窮白人”——推銷員、侍者、理發師、清潔工等等。對于這些人物,卡佛用現實主義的筆法,描繪了他們的煩惱、痛苦和不幸。
  小說《維他命》(Vitamins)寫了一對夫婦,丈夫在醫院里做夜間的雜工,妻子靠上門推銷維他命掙錢。維他命的生意越來越難做,夫婦兩人的感情也出現危機。丈夫背著妻子與妻子的女同事約會,結果在一家酒吧里被一位黑人搞砸了氣氛。和他約會的女孩決定到外地去找工作。丈夫一個人回到家,感覺生活越來越失去平衡。從這篇小說中讀者可以讀出藍領階層的絕望和空虛,這種感受和美國文學中經常表現的“美國夢”精神完全不同,它告訴我們:美麗的“美國夢”并不屬于所有美國人。
  小說《里程數是真的嗎?》(Are these Actual Miles?)寫一對夫婦面臨破產,律師建議他們立刻賣掉汽車,不然就會被判歸債主,而這件事必須在當天完成,否則就來不及了。妻子以前做過推銷員,于是丈夫讓妻子出門去賣車,自己在家一邊獨飲一邊等待。他從下午一直等到晚上,開始有些著急。妻子終于打來電話,說在和一個車商吃飯,不便細聊,隨即撂了電話。妻子一夜未歸,丈夫更加著急。天亮時妻子帶著賣車拿到的支票回了家。不久,一個車商來到家門口,歸還了他妻子拉下的一個化妝盒。這篇小說用了大部分篇幅寫丈夫在家里等待妻子的情形,卡佛使用精簡的文字,通過白描式的語言和動作描寫非常細膩地刻畫了主人公當時那種焦慮、猜忌最后轉化為憤怒的心情。
  卡佛的小說中有一部分是描寫家庭破裂的。《還有一件事》(One More Thing)和《嚴肅的談話》(A Serious Talk)都屬于這一類。這兩篇小說里的男主人公幾乎是同一個人:酗酒、粗暴、舉止有些瘋狂。經過一場爭吵甚至打鬧,他們被憤怒的妻子趕出家門。但他們似乎無法搞清問題的根源和自己的處境。《嚴肅的談話》中的男人只是預感到他和妻子“該嚴肅地談一次話了”,《還有一件事》中的男人收拾好行李,準備離開家,他對等著他走出門去的妻子和女兒說“還有一件事要說”,但無論如何想不起來自己到底想說什么。這兩篇小說都非常短小,但場面和對話描寫非常精彩,卡佛把一個可能很復雜的家庭悲劇濃縮到幾頁紙的長度,這讓人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功力。
  也許和作者本身的酗酒經歷有關,卡佛的小說中經常出現酗酒的場面和酒鬼的形象。上文提到的四篇小說中都有對飲酒的描寫;《談論愛情的時候我們談論著什么》寫兩對夫婦在其中一家的廚房里談論各自的感情經歷,在整個聊天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杯不離手,談話進行到最后,在場的所有人都喝醉了;小說《我打電話的地方》直接寫到了戒酒中心,故事里出現的大部分人物都是在接受戒酒治療的酒鬼。卡佛本人也最終接受了戒酒治療,并依靠堅強的意志力擺脫了酒精的陰影,否則,我們今天可能無緣讀到這么多精彩的短篇小說。

 

盤子

  (注:以下這段文字和后文中的《玻璃天空》均為筆者虛構。)

  “顯然,我酗酒的經歷對于我寫那些關于酗酒的小說起到了幫助。可是,我經歷了那段日子,然后寫出了那些小說,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不,我不覺得酗酒這段經歷有什么意義,它只造成了浪費,帶來了痛苦。”——雷蒙德?卡佛
  
  瑪麗安在離家不遠的一個餐館里找了份侍者的工作。那天晚上下班回家,她看見丈夫雷一個人癱坐在沙發里,手里攥著一只伏特加酒的瓶子,顯然又喝醉了。
  瑪麗安對雷說她受夠了。她讓他滾出去。
  雷說:“你今天真漂亮,寶貝兒。離孩子們回家還早,來,我們……”
  瑪麗安脫掉外套,說:“閉嘴,你這個酒鬼。”
  “我可是個作家。”雷說。
  “老天,”瑪麗安笑了起來,“請問你上一次坐下來寫小說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你現在是個職業酒鬼。”
  “你不懂的事兒就不要多管,”雷嘟囔了一句,然后舉起酒瓶又喝了一口,像是在痛飲一瓶可口可樂。
  瑪麗安走進廚房。她看見灶臺上扔著一包煙,臺子邊緣有一只白色的瓷盤子,里面堆了很多煙蒂。瑪麗安從煙盒里抽出一支,然后伸手去拿盤子旁邊的火柴,她的手碰到盤子邊緣,那只白色餐具滑落到地上,摔成很多碎片,四周撒滿煙灰和煙蒂。
  “操!”瑪麗安站在廚房中央,一只手里夾著那支沒有點燃的煙。過了一會兒她開始嗚咽。
  “出什么事了?”雷在客廳里問。瑪麗安沒有回答。
  “到底他媽的出什么事了?”雷開始吼叫。
  瑪麗安停止了哭泣。她扔掉手里的煙,踩著地上的碎屑,走到灶臺邊,從架子上抽出一把切菜用的刀。她手里舉著那把刀踩過地上的瓷片和煙蒂,走到廚房門口,對著雷喊道:“我受夠了。你給我滾出去!”
  雷在沙發上直起身體,然后放下酒瓶,站了起來。他對瑪麗安說:“把它放下。”
  瑪麗安看見雷朝這邊走了過來。在他離自己還有幾步遠的時候,她扔掉了手里的刀。
  雷用手抓住瑪麗安的兩肩,把她推到墻角。瑪麗安閉著眼睛,感覺自己的頭一次又一次地撞在墻上。
  第二天,雷向瑪麗安道歉,說他愛她,離不開她。
  瑪麗安說:“雷,我也愛你。”

  (注:這段虛構文字取材于卡佛第一任妻子瑪麗安?伯克?卡佛(Maryann Burk Carver)所著回憶錄《往昔追懷:我與雷蒙?卡佛的婚姻即景》(What It Used to Be Like: A Portrait of My Marriage to Raymond Carver)中的部分章節。)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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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伊?戴文坡的《康科德奏鳴曲》

最近應一家文學期刊的約稿,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關于作家雷蒙德?卡佛的文章。在這篇文章里,我一時興起,插入了兩篇自己寫的短篇小說,均以卡佛為主人公,故事是虛構的,但有一定的事實依據,文字也盡量模仿卡佛早期的“極簡”風格。寫這兩篇小說給我帶來不少樂趣,讓我感覺,寫小說還是比寫隨筆好玩兒。

以作家或其他歷史人物為主人公虛構小說,這種寫法并不少見,但是讀者可能很少見到一本書從頭到尾全是玩兒這個的。呵呵,我手頭就有這么一本書——美國作家蓋伊?戴文坡(Guy Davenport)的小說集《康科德奏鳴曲》(作家出版社,1998)。此書屬于“美國后現代主義小說系列”,大概印的不多,銷量也不好,反正如今已經很難找到,我的那本是從淘寶網上買的。

蓋伊?戴文坡(1927-2005)何許人也?他是一位美國的作家、學者。按此書序言的說法,戴文坡的小說屬于“學者式后現代先鋒小說”,戴文坡自己說他的小說是“史料集錦加必要的虛構”。在戴文坡的小說里,你會看到“列寧在蘇黎世的一家咖啡館里讀《火星報》,而不遠處的街道上喬伊斯夫婦正在和出租車司機討價還價”。

這種小說,我覺得,挺好玩兒。它是一種寫給文人看的帶有一定知識性和趣味性的東西。要是跟您聊起卡夫卡、龐德、梭羅、弗拉基米爾?塔特林、尼克松什么的您都感覺特近乎而不是特想換話題,那,您把這本書放您案頭,當您在您家四壁全是書架的書房里,在古典音樂的伴奏下放下煙斗或者咖啡杯的時候,您翻上兩頁,說不定比《萬象》好看。

戴文坡的文風讓我想起唐納德?巴塞爾姆(Donald Barthelme)的短篇小說——都是一小段兒、一小段兒的片段堆積而成,文字極其簡約,有些片段之間看上去好像也不怎么搭界。例如小說《尼克松“自由射手”爵士樂》寫的是尼克松訪華,中間又插了些哥倫布航海、達芬奇設計自行車什么的,透著作者的歷史知識那么豐富。

對于翻譯小說,一般不錯的我都喜歡上網找找英文版的。告大家一秘密:很多書在 Google Books (http://books.google.com/)都能讀到大部分原文。我發現戴文坡出過一本叫《A Table of Green Fields》的小說集,其中有一篇叫《Belinda's World Tour》的小說,寫的是卡夫卡和一個小女孩的故事。這個故事去年在保羅?奧斯特的小說《布魯克林的荒唐事》(Brooklyn Follies)里讀到過,而戴文坡把他寫成了一篇小說。故事是這樣的(據說確有其事):卡夫卡碰到一個小女孩,她的布娃娃丟了,非常傷心。為了安慰小女孩,卡夫卡告訴她這只玩具娃娃和另外一只娃娃一起去做環球旅行了,不過布娃娃會每天給小女孩發來明信片,告訴她自己的行程。為了讓小女孩相信他的話,卡夫卡每天給小女孩寄明信片,以布娃娃的口氣給她講自己的旅行見聞。這篇小說的大部分篇幅就是(戴文坡虛構的)卡夫卡虛構的布娃娃的信。

和很多被冠以“后現代”的小說一樣,蓋伊?戴文坡的有些小說讀起來會讓讀者感覺比較費勁,不過也有不少是挺有意思的。讀所謂“后現代”小說的樂趣在于:雖然很多讓你摸不著頭腦,但你也常常會驚喜地發現:靠,小說原來還可以這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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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蘭芳》影評

假如你去電影院看《梅蘭芳》,假如你在黎明露面之前提前退場,那么留在你記憶里的可能是一部很好看甚至很牛逼的片子。可是,如果你遲到了,錯過了前半部分大約三分之一的戲,你從黎明出場那一段看起,電影結束后,你可能會說:平庸,平庸。

《梅蘭芳》的開頭比較好看,這里面有兩個原因:1,這部分很用心地再現了老北京的梨園風貌。2,演得不好的演員在這段還都沒有出場。走進影院之前已經聽到不少對這部電影的負面評論,可是電影一開場,我一看,誰說拍得不好?節奏快、有故事、表現細膩、臺詞精彩、表演傳神,連里面的幾段京戲都挺好聽。尤其是十三燕(王學圻飾)和他身邊兒那位費二爺(吳剛飾)的表演,京腔京味兒,舉手投足都帶著范兒,臺詞也有味兒,看這兩位的戲,沒別的,就是舒服。

但是少年梅蘭芳終究要長大。等黎明一出場,Sorry,整部電影走向下坡。黎明,這位唱過“我來自北京”的港星,在這部片子里就是一張行走的照片兒,沒有出彩的表演,沒有精彩的臺詞,沒有什么表情變化,甚至沒有把北京話說地道。這么大一大片兒,你說,你一個生在北京的人,把北京腔說得地道點兒有多難?此片找黎明來演梅蘭芳看來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這個角色,絕對需要演技派的演員來演,而不是黎明這種別說演技派,連表演都是業余水平的明星。不過話又說回來了,當今中國年紀還不算太大的男演員,有幾個演戲讓人覺得牛的?要是早幾十年,趙丹演這個角色肯定是滿堂彩,孫道臨也不錯啊。今天呢,靠,不說了。再說章子怡,這位國際巨星,演得確實比黎明好,起碼有表情變化。如今大片兒都得請章子怡。章子怡越來越像鮑魚了——如果餐桌上沒有一道鮑魚總讓人感覺做東的人請客的檔次不是最高,可是大家酒足飯飽之后,基本上沒人覺得那盤兒賊貴的菜有多好吃。

《梅蘭芳》后半部份流于平庸也不能全怪演員。如果說電影的前一段給我們展現了一幅有味兒、有范兒、有戲的舊時梨園畫卷,后面的部分就顯得蒼白、空洞和拖拉。這部大片名叫《梅蘭芳》,可是看完之后,我們對這位京劇藝術家的內心世界到底增加了多少了解?好像沒多少。如果說,前三分之一還表現了少年梅蘭芳對京戲的熱愛和勇于創新的精神,那么后半部分拖拖拉拉地就說了三件事兒(或者說兩件半):1,梅蘭芳和孟小冬的戀情,2,梅蘭芳去美國演出獲得成功,3,梅蘭芳對日寇蓄須明志。第一件事帶有八卦色彩,但可以理解,你得表現一段自由戀愛是不是?你得給子怡留個位子是不是?這段戲本來是可以用來表現梅蘭芳的內心沖突的,本來是可以往靈魂深處挪動挪動的——邱如白不是說了嗎:孤單,是他內心深處的孤單才讓他有了今天,你章子怡是不應該把這份孤獨奪走的。可是除了這句臺詞,我們在哪一場戲里能夠體會到黎明內心深處的孤單呢?我們在哪場戲里能夠看到梅蘭芳是如何把孤單轉化為藝術的呢?觀眾看到的是一段一段表面化、浮光掠影的表演和誰都知道結果的故事。后果是,黎明扮演的這個梅蘭芳的形象就像相片兒一樣薄,倒是他身邊的大部分配角顯得更加有血有肉有立體感。不但如此,梅蘭芳大師到底是一位藝術大師啊,就算他很多內心深處鉆得太深的東西不便于表現,您至少應該表現一下這個人在藝術上的過人之處吧?回憶一下黎明扮演的梅蘭芳,我們除了老看見有一幫戲迷圍著一身白色西裝的他,這個角色的哪一場戲、哪個動作、哪個神態能夠讓人感覺到此人具有可以流芳百世的表演藝術天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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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邁克爾?道格拉斯到雷蒙德?卡佛

最近在寫一篇很長的關于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文章,亂七八糟地看了不少東西,弄點兒文壇八卦類的玩意兒放在這兒湊一篇博客吧。

幾年前我看過一部叫做《Wonder Boy》的電影,主演是邁克爾?道格拉斯,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個美國當代作家的故事,拍得不錯。想通過電影了解美國作家生活的朋友不妨看看這部片子。

這部電影是根據一本同名小說改變的,作者叫Michael Chabon,前一陣有一位朋友向我推薦過這位作家,說值得關注。我在一家英文書店里翻看過《Wonder Boy》的開頭,感覺不錯。

《Wonder Boy》的主人公,那個邁克爾?道格拉斯扮演的老痞子作家,其實生活中有原型。此人叫Chuck Kinder,是Michael Chabon讀本科時的老師。Chuck Kinder是什么人呢?他是雷蒙德?卡佛的朋友,當初一起混的。

Chuck Kinder也寫了一本小說(據說花了二十多年,最初手稿有三千頁厚),名叫《Honeymooners: A Cautionary Tale》,說的是70年代在舊金山灣區的兩個作家哥們兒(Ralph Crawford和Jim Stark)混世界的故事,其中那個Ralph的原型就是雷蒙德?卡佛。

如果你是卡佛的粉絲,或者想看一看那時候作家們的生活是多么的亂,可以找這本《Honeymooners: A Cautionary Tale》來讀讀(聲明一下:這本書我還沒看過)。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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