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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的上海

從我家窗口往樓下看,是一大片灰禿禿的工地。我拍了張照片,用 PhotoShop 修了修,不小心弄出點兒梵高油畫的效果。

梵高的上海

原圖

文章分類: 視覺訓練 | 評論



作家反目:從打筆仗到摑耳光

(刊于09年4月24日《文匯報》)

1976年2月的一天,在墨西哥城的一家電影院里,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arquez)在一群前來參加研討會的文化名流中發現了多年未曾見面的好友、同屬“拉美文學爆炸”領軍人物的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馬爾克斯高興地叫了聲“馬里奧!”,伸出雙臂向老友奔去。面對迎面而來的馬爾克斯,略薩矯健地掄起胳膊,讓一記重拳正中對方的面門,馬爾克斯應聲倒地,鮮血從鼻孔中奔涌而出。

略薩的這一拳結束了兩位著名作家間的友誼,從此兩人反目,30多年形同陌路。據說,兩人翻臉與女人有關:當年略薩和老婆鬧離婚(后來二人重歸于好),他老婆曾向馬爾克斯尋求安慰,而馬爾克斯給她帶來的安慰據說超出了略薩可以接受的范圍。

文壇是非多——這或許是很多人對這個圈子的共識。當兩位作家結了梁子,其表達方式可能是口誅筆伐,也可能是直接動用武力。美國學者安東尼?亞瑟(Anthony Arthur)就寫了這么一本書,專門論述歐美作家之間的是非,書名叫《反目:百年著名文學論戰——從馬克吐溫到沃爾夫》(Literary Feuds: A Century of Celebrated Quarrels——FromMark Twain toTom Wolfe,陳重仁譯,(臺灣)時報出版,2008)。該書八章,分別講述了八段著名的文壇恩怨,當事人有海明威、納博科夫、卡波特、厄普代克這樣的文學大腕。

辛克萊?劉易斯 VS 西奧多?德萊塞

雖說馬爾克斯和略薩的反目成仇并沒被收錄其中,但該書記敘的某些場面,其火爆程度上絕不遜色。《反目》第三章寫的是美國作家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和西奧多?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之間的糾葛。劉易斯著有《巴比特》等小說,是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德萊塞則以《嘉莉妹妹》等作品聞名,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有力競爭者,但最終不敵劉易斯,與諾獎擦肩而過。

這兩位作家相識于1907年,都做過雜志編輯,劉易斯在接受諾貝爾獎的演說中還對德萊塞大加稱贊。然而,兩人最終翻臉,起因是德萊塞有抄襲劉易斯妻子的作品之嫌。1927年,德萊塞與劉易斯的女友湯普森恰好都在俄羅斯采訪,二人有許多共處的時光,“德萊塞對每個他碰到的女人幾乎都設法引誘,所以他色誘劉易斯未來的太太,似乎也不是刻意的惡行”。事后德萊塞和湯普森各寫了一本俄國紀行,德萊塞的書中有部分段落明顯抄襲了湯普森的文字。劉易斯和德萊塞最終撕破臉皮是在他獲諾獎后的一次晚宴上。當時,劉易斯上臺講演,面對包括德萊塞在內的文化名流,宣稱自己不屑于在一個剽竊過他老婆3000字的人面前發表演說。晚宴即將結束時,德萊塞把劉易斯叫到一旁的會客室,要求劉易斯收回剛才的話,要不就再講一遍。誰知劉易斯又說了一遍,德萊塞賞了他一巴掌,問他還要不要再說一遍,劉易斯態度堅決,又重復了一遍,德萊塞就又給了劉易斯一記耳光。當拉架的人群趕到時,劉易斯已經癱倒在旁,卻還在對德萊塞破口大罵:“你不但是個騙子,還是個小偷!”

約翰?厄普代克 VS 湯姆?沃爾夫

當然,并非所有的作家都崇尚暴力。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湯姆?沃爾夫(Tom Wolfe)也是一對文壇冤家,但二人并沒有動過武,他們甚至未曾謀面。厄普代克是美國小說家,以“兔子四部曲”等小說聞名于世;沃爾夫是美國作家、記者,“新新聞主義”的鼻祖,代表作包括《熾烈的虛榮》等。

早在1964年,厄普代克憑小說《馬人》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后,沃爾夫曾撰文諷刺厄普代克領獎時的邋遢模樣:“他拖著一雙穿了十九個月的平底鞋……濃密厚重的頭發簡直是中古世紀的發型……他滿臉通紅,就像是宣統?廉姆斯公司的油漆顏色一樣。”隔年他又嘲諷厄普代克發表在《紐約客》上的小說“充斥著列寧所說的‘中產階級的感傷’”,暗示這位作家并非文學巨人,只不過是個逐漸成形的小侏儒。1998年,沃爾夫出版了小說《完美的人》,該書十分暢銷,但遭到了一些評論家的批評,其中就包括厄普代克,如下評價足以讓沃爾夫氣憤,“這本書的作者……已經快日薄西山”、“這本書充其量只能拿來娛樂,算不上是文學作品,就算是拿最寬松的文學定義來衡量,也算不上。”當時批評這本書的還有作家約翰?歐文和諾曼?梅勒。對來自這三位年紀都不小的作家的批評,沃爾夫的回應是:“為什么這些‘名氣響亮的老小說家’還要‘給特定的新小說下詛咒’呢?那是因為他們已經老了,累了,他們擔心文學地位即將被人取代。”

厄納斯特?海明威 VS 格特魯德?斯坦因

文學地位的改變往往改變作家之間的關系。《反目》第二章寫的是厄納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格特魯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之間的友誼和交惡。斯坦因比海明威年長20多歲,是一位僑居巴黎的美國作家及女性主義者,在當地前衛文藝圈中處于領袖地位,她在家中組織派對,進進出出的都是著名文化人。海明威當時還未出名,“像只受困的海豹,臉上還有柔順的表情”,經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小城畸人》作者)的介紹,海明威成了斯坦因的座上客,他們一度交往甚密,在這期間,斯坦因給海明威等作家起了“迷惘的一代”這個著名的綽號。

幾年后,海明威的名氣越來越大,在一本名叫《春潮》的小說里,他不但諷刺了安德森,還諷刺了斯坦因。斯坦因當時沒有立刻和海明威翻臉,但在幾年后出版的《艾麗絲?B?托克拉斯自傳》一書中對海明威進行了回敬,她指責海明威“受到斯坦因和安德森的塑造成名后,竟然斷然否定安德森以及他所有的作品”、“是個冒牌貨,假裝自己是個現代派,本質上其實是個老牌的傳統分子”,斯坦因甚至嘲諷了海明威“運動家”的形象:“海明威很脆弱,他每次只要做點運動,身體就有地方要受傷”。對此,海明威“強忍出拳毆打斯坦因的沖動,回罵斯坦因只不過是個脾氣暴躁的老女同性戀,還說她的更年期讓她變得‘呆頭呆腦’”。雖然這些評語大部分沒有公開發表,但后來海明威在《流動的盛宴》一書中正式回敬了斯坦因。這本記錄巴黎生活的回憶錄中有三章是專門寫斯坦因的,文中暗示“斯坦因非但沒有什么可以教給他的,她本身就是一個情緒化與懶惰的人,根本也無法從海明威身上真正看到他那個時代的真實本質,以及他們對戰爭的反應”,而在題為《一個相當奇妙的結局》的一章中,海明威回憶了他登門拜訪時無意中聽到的斯坦因和她女伴之間的私房話,暗示斯坦因有失尊嚴,于是海明威旋即離去,這段友情也從此告終。

納博科夫 VS 威爾遜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和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之間的關系也是由最初的互相欣賞轉變為最終的相互指責。二人之中,前者是俄裔美國作家,著有《洛麗塔》、《微暗的火》等小說,后者是美國著名評論家。

納博科夫于1940年從歐洲來到美國后,結識了不少文化人,其中最好的朋友就是威爾遜。威爾遜樂于扶持知名度還不算高的作家,曾經幫助過海明威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起初納博科夫和威爾遜的關系相當密切,寫信時用昵稱互相稱呼,“兩人都覺察到彼此卓越的天分,也樂于接受對方的贊揚”。威爾遜希望和納博科夫一起分享他對一些作家的喜愛,但納博科夫一向自視甚高,而且“像海明威一樣,把別的作家都當成競爭對手”,他瞧不上眼的作家包括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納、安德烈?馬爾羅、陀思妥耶夫斯基、薩特、托馬斯?曼等等。文學見解上的分歧也許是造成二人之間矛盾的原因之一,而《洛麗塔》一書則成了一個引爆點。該書敘述了一個中年男子與一個未成年少女之間的畸戀故事。對于這本納博科夫流傳最廣的作品,威爾遜的評卻是“齷齪”。此外,二人對俄國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日瓦戈醫生》也有分歧:納博科夫認為此書是“可悲之物,不但筆法笨拙,劇情也很通俗”,而威爾遜卻在《紐約客》上夸贊這部作品是“人類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于是,納博科夫和威爾遜漸行漸遠。此后,納博科夫翻譯了俄國作家普希金的著作《尤金?奧涅金》,并在譯本中加入了大量的注釋,威爾遜卻不喜歡這部譯作,撰文稱納博科夫的翻譯是“令人失望之作”,而且語氣頗為尖銳:“大家都知道納博科夫怪癖倔強的怪脾氣,他喜歡戲弄讀者,故意驚嚇讀者或者讓讀者覺得苦惱。”納博科夫非常生氣,他展開反擊,稱威爾遜不具備評論俄文的資格。后來他又在其它場合說,其實讓他感到失望的真正原因,是“一位親愛的朋友”竟然“變成了一個愛妒忌的家伙”。威爾遜對納博科夫的態度轉變是否真正出于妒忌還有待研究,但這位評論家說過的一段話倒是頗有意味:

有一個很好的辦法可以讓書評作家由衷產生一種創作感,那就是鼓勵新作家,并且讓書評家們認識這些仍然默默無名的新作家。要是書評家面對的是已為人所知的作家,他們必會油然產生一種權力感,想要打壓作家,建立權威……我們目睹了許多作家在他們還無人聞問的時候受到評論家的大力推崇,但后來就被貶抑輕蔑了。

維達爾 VS 卡波特

作家之間的反目也可以帶有喜劇色彩。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和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外表好看、才華橫溢、充滿抱負、善于社交和自我宣傳,他們同樣厭惡法國理論家,不喜歡約翰?巴斯,不喜歡“垮掉的一代”,他們兩人年紀相仿,都是眾所周知的同性戀作家。卡波特因《蒂凡尼的早餐》、《冷血》等作品聞名,維達爾則寫過《華盛頓特區》等小說和劇本,并積極參與政治。

雖然二人有頗多相似之處,但這兩位作家從頭到尾都是冤家對頭,初次在派對上見面就開始互相揶揄。他們都和肯尼迪家族有些交往,這個共同點反倒加劇了他們的矛盾。卡波特在接受某雜志采訪時爆料,說維達爾有一次去白宮做客,因為醉酒后胡說八道,被人從白宮扔出門外。維達爾一怒之下將卡波特告上法庭。在法庭上,維達爾還不忘發揮幽默,諷刺卡波特身材矮小。當被問及與卡波特上一次在一場舞會上見面的情景時,維達爾和法官的對答頗為滑稽:

問:當時有什么事情發生嗎?
答:我坐在了卡波特的身上。
問:什么意思?
答:我那天沒戴眼鏡,結果我就坐在他身上了,我以為他是張小矮凳,結果沒想到是卡波特。
問:你坐在卡波特身上的時候,他坐在哪里?
答:他坐在一張更小的矮凳上。

海爾曼 VS 麥卡錫

因為“名譽受損”而法庭相見的作家并不僅限于卡波特和維達爾。女劇作家莉蓮?海爾曼(Lillian Hellman)也曾將女作家、評論家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告上法庭。事件的起因是麥卡錫在一次電視訪談節目中批評海爾曼的作品不誠實。這場官司因為原告去世最終不了了之,但麥卡錫在電視節目中對海爾曼的諷刺卻讓人印象深刻:

主持人:海爾曼有什么不誠實的地方嗎?
麥卡錫:她寫的每件事都不誠實。我就曾經在一次訪談中講過,她寫的每個字都在說謊,包括“and”和“the”,都在說謊。

作家之間的反目故事當然不止這些。《反目》一書還詳述了馬克?吐溫與布萊特?哈特(Bret Harte)、C.P.斯諾(C.P. Snow)與F.R.利維斯(F.R. Leavis)之間的矛盾。此外,在未被本書提及的作家中,除了上文提到的馬爾克斯和略薩,像薩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與約翰?勒?卡雷(JohnLe Carré)、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與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之間的交惡也是廣為人知。

在《反目》的前言中,作者亞瑟問道:好作家會不會是壞人?其實有一些評論家堅決地認為很多作家根本不是什么好人。但人們為什么樂于窺探作家的缺陷呢?對此亞瑟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真正原因,是我們無法理解為什么這些人可以栩栩如生地描繪人性缺憾(以及生命的喜悅),但是他們本身并不完美。從負面角度來說,我們的興趣只不過是一種‘幸災樂禍’,一種以別人的不幸為樂的卑鄙感受。從正面角度來看,這是對于作家在藝術中克服自身限制的一種欣賞。”

《反目》一書的主題很容易讓讀者把此書誤解為一本收集文壇八卦的娛樂性讀物。事實上,雖然這本書確實充滿八卦,但是假如讀者對這些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沒有足夠的了解和興趣,只為尋覓花邊新聞而來,那么他肯定會被這本書中大段“不相關的文字”搞沒了興趣——除了八卦,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紹作家,并對他們的作品和文學觀念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和分析。在這個意義上,《反目》可以被看做一本打著八卦的幌子介紹作家及其作品的著作。讀罷此書,讀者可能會感覺:那些塑造過眾多有血有肉的人物的作家,他們本人也是有血有肉的。

Update(09-04-25)

感謝網友留言提醒,《反目》一書在大陸已經出過簡體字譯本,書名叫《明爭暗斗:百年文壇的八對冤家》(ISBN:9787806619926,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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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方便面

(近日讀胡蘭成先生《今生今世》一書,心血來潮,戲仿一篇。)

前時我在上海無事,餐館酒樓亦不大去,卻獨喜泡面。《子夜歌》里有:“一日不食方便面,通宵面壁不成眠。”基督說:“比一碗方便面更偉大的是兩碗方便面。”

喜食方便面的人自然不是少數,可是天下人要像我這樣喜歡它,我亦沒有見過。第一次見到泡面是在十三歲那年。辛稼軒詞云:“少年不識面滋味,饞,饞,饞。而今識盡面滋味,晚,晚,晚。”我小時看面是面,看湯是湯,見了胡椒粉有思無念,人與物皆清潔到情意亦即是理性。《詩經》云:“面兮面兮,還不熟兮!湯兮湯兮,還不辣兮!”

清人李漁在《閑情偶記》中寫方便面的妙處:“以調和諸物盡歸于面,面具五味而湯獨清,如此泡面,忒牛逼也。”當年和愛玲談及方便面,我把未浸水的干面比做少女,而把烹調好的軟面比為熟女,從少女到熟女,關鍵便是一個“泡”字。

我于方便面,與其說是愛,毋寧說是知。《紅樓夢》里林黛玉亦說的是:“黃金萬兩容易得,泡面一碗也難求。”情有遷異,緣有盡時,人世間的事,其實是百年亦何短,寸陰亦何常。唯有方便面,縱使光陰流轉,海枯石爛,只要你倒入開水,靜等五分鐘,那細細的柔軟的面條便隨時等你去嘬。無端想起了王昌齡的詩:“人生得意事,好吃又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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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箭》:一部“倒帶小說”

(刊于09年4月12日《上海書評》)

在當代英國文壇,誰是最牛的作家?2007年初,《衛報》(The Guardian)在一篇文章中試圖把這個頭銜授予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一譯馬丁?阿米斯)。暫且不管這種評價是否準確(該報不久收到一位讀者來信,聲稱要以自殺的方式對此表示抗議),作為一位當代英國作家,馬丁·艾米斯絕對和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薩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等人齊名,而且似乎更紅、更具爭議性。艾米斯生于1949年,其父是老牌英國作家、“憤怒的青年”(The Angry Young Men)代表人物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 “英國文壇壞小子”一直是馬丁·艾米斯的綽號。據說,在倫敦的餐館里,時常有一些青年男子靠謊稱自己跟艾米斯很熟來達到吸引異性的目的。

可是,馬丁·艾米斯在中國并不廣為人知。最近這位作家的長篇小說《時間箭》(Time's Arrow)在國內出版,不知這種局面是否可以改變。

《時間箭》是一本不太尋常的小說。假如事先對此書沒有絲毫了解,讀過幾頁之后,讀者可能會和小說的敘事者一樣感到困惑不解:“等一下!為什么我是‘倒著’走回屋子呢?等等!現在天色變暗是因為黃昏,還是黎明?這到底……這到底是什么樣的次序?”

“倒敘”這種寫小說的手法早已司空見慣,然而,在《時間箭》中,馬丁·艾米斯使用的卻是一種把“倒敘”推向極致的講故事方式——“倒帶敘事”。整部小說就好像把一部影碟從尾到頭倒著播放了一遍,于是讀者面前出現了一個接一個匪夷所思的場面:“哭得聲嘶力竭的孩子因父親狠狠的一巴掌便恢復了平靜,死掉的螞蟻因路人無心的一腳便恢復了生命,受傷滴血的指頭被刀子劃過后便立刻愈合無痕……”

這部小說的故事是這樣的:在一家美國醫院里,一位名叫托德·富蘭德里的退休醫生壽終正寢,與此同時,一個“幽靈”誕生了(這個角色似乎可以被理解為死者的靈魂)。作為整部小說的敘事者,“幽靈”發現自己獲得了生命,他附著在“主人”身上,乘坐逆行的時光之船,把死者的一生順序顛倒地過了一遍。小說從富蘭德里去世開始,一直寫到此人重回娘胎。起初這位退休醫生年邁多病、行將就木,但他的體質卻越來越好,開始回到醫院工作,開始和女人約會。后來他遠行來到紐約,在那里,他更換了自己的姓名,變成約翰·楊格,有了一個新家,在城里一家醫院上班。1948年夏天,“幽靈”目睹自己和“主人”登上一艘輪船,遠航歐洲,開始了一段流亡式的旅行。在歐洲,這位醫生再度更名改姓,幾經輾轉,抵達了德國。在德國,此人恢復了本來的名字——奧狄羅·安沃多本,搖身一變,成為一位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里工作的年輕納粹軍醫,接下去讀者以倒帶的方式目睹了納粹分子對猶太人的殘殺,于是小說的主題終于昭然若揭。

不同于一般小說,閱讀《時間箭》需要讀者學會適應這種古怪的敘事方式,有時必須轉動大腦、進行自助式“翻譯”。小說的敘事者自始至終都沒搞清時間是在逆行,他按照常人的思路去解讀眼前的一切,于是看到的是一個荒謬無比的世界。例如,書中寫到年邁的富蘭德里在大街上公然搶奪兒童手中的玩具,他“同時奪走了小孩的玩具和微笑,旋即轉到商店去,把玩具換成現金”。這種邪惡的行為令敘事者不齒,然而如果讀者動用腦中的“翻譯機”把這個事件的順序顛倒過來,就會發現事情其實是這樣的:這位醫生(或許出于贖罪的動機)從商店里買了一個玩具,送給了街上的孩子。這種黑白顛倒式的描寫遍布全書。下面這段對出租車的描述不乏幽默成分:

出租車這一行似乎已是完美到無可挑剔的行業。當你有需要時,無論是在雨中還是戲院散場,它們都會適時出現在那兒等你。一上車,司機二話不說立刻付錢給你,而且不勞你開口便知道你要去哪里。出租車實在太偉大了,難怪我們下車后還會站在街邊,久久不忍離去,不停向它們揮手道別或敬禮……

更有甚者,在小說開頭,連人物之間的對話都是通過“倒帶”的方式進行:一個人說:“好很,好很。”另一個人應和:“嗎好你?”感謝馬丁·艾米斯,為了不讓讀者抓狂,他最終安排敘事者充當翻譯,在此書其余的篇幅里把對話中的單字理順之后再呈現在讀者面前。可是,雖然每個句子都可以讀懂了,但人物講話的前后順序依然是顛倒的,答話總是出現在問話之前,對話的邏輯性要前后顛倒過來才能理解。對于這種對話性文字,除非讀者有受虐狂傾向,否則會和我一樣,每當遇到大段的對話,就干脆一行一行從后往前倒著看。

馬丁·艾米斯寫小說以風格化的文字和探索性的手法著稱,他喜歡使用諷刺和黑色幽默,絕不是一位老老實實寫現實主義小說的作家。然而《時間箭》并不僅僅是一部劍走偏鋒、玩弄智力游戲的炫技之作。此書曾獲布克獎提名,是一部描寫大屠殺的嚴肅作品。

雖然小說的前半部分讀起來有荒誕戲謔的感覺,但隨著故事的推進(倒退?),讀者可以感覺到氣氛開始變得沉重,直至描寫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部分,小說達到了一個高潮。以納粹大屠殺為題材的文學作品比比皆是,然而艾米斯在《時間箭》中展現的場面卻是獨一無二的。當一段大屠殺的歷史被倒帶重播,敘事者忽然發現“這世界的運行開始合乎道理”,他看到,在集中營里,一批又一批的死人從焚尸爐、毒氣室、糞坑中被“拯救”出來,于是,“營區里的人開始變多。剛開始是一小撮一小撮出現,然后是一整批、一大群”。這些猶太人由奄奄一息、衣不蔽體變得體質健康、衣冠整潔,然后他們一批批地從集中營中離去,登上火車,最終和家人團聚在一起……對此敘事者不乏自豪地說:“我們那不可思議的任務是什么?是憑空制造一個種族。是利用氣候造人,利用雷聲和閃電造人、利用氣體、電力、糞便和火焰造人。”

不難看出,艾米斯在《時間箭》中使用了“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這一經典文學手段,故意安排敘事者對自己所處的顛倒世界懵然無知,用正常的邏輯評論一個倒錯的世界,將一段熟悉的歷史用一種完全陌生的方式重新展現在讀者面前。對于書中描寫的這位納粹醫生,作為“幽靈”的敘事者發現此人一生中很多時間都在給健康的人制造疾病和傷痛,讓人無法理解,而只有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里,他才真正做起了救死扶傷、制造生命的分內之事。當敘事者用輕松舒暢的語氣描述集中營里的種種場面和細節時,讀者卻完全明白這些事情殘酷的本來面目,這種對比效果無疑增強了小說的悲劇性和震撼力,讓人體會到:納粹分子對猶太民族的殺戮如此慘絕人寰,以至于這段黑暗的歷史只有顛倒過來看才合乎情理和人道。

正如讀者可以把《時間箭》里的敘事者看作納粹醫生的靈魂,整部小說也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即將死去的人對自己一生往事的追溯:一個負罪的人,在臨終之際,靈魂無法安息,于是他不得不沿著記憶之河逆流而上,重新面對生命中最黑暗的部分。
  
小說《時間箭》出版于1991年。除了此書,艾米斯的作品還包括《錢》(Money,1984)、《倫敦場地》(London Fields,1989 )、《信息》(The Information,1995)等長篇小說以及短篇小說集《愛因斯坦的怪物》(Einstein's Monsters,1987)等等。艾米斯曾經說過:“大屠殺是二十世紀的中心事件。”《愛因斯坦的怪物》、《倫敦場地》和《時間箭》可以算作艾米斯描寫大屠殺的三部曲,其中前兩部描寫核戰爭的陰影,《時間箭》則直接寫到納粹大屠殺。

馬丁·艾米斯在寫《時間箭》時受到兩本書的重要影響。在寫法上,《時間箭》的“倒帶敘事”借鑒于美國作家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的小說《五號屠場》(Slaughterhouse-Five),該書以二戰期間盟軍轟炸德國城市德累斯頓為背景,也是一部寫戰爭和屠殺的小說(形式上也同樣具有大膽創新的精神),書中有一段著名的描寫——主人公倒著觀看一段記錄戰斗機空襲的影片,艾米斯把這個奇異的場面加以發展,形成了《時間箭》的敘事框架。在內容上,《時間箭》參考了精神病學者羅伯特·杰伊·李弗頓(Robert Jay Lifton)的專著《納粹醫生:醫學迫害和種族屠殺心理學》(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該書記錄了作者對一批親身參與過大屠殺的前納粹醫生的采訪和分析。書中關于納粹軍醫的史料為馬丁·艾米斯塑造筆下的人物提供了依據,同時也讓他深切地感到:“這是一個只有倒著講述才會具有意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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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一幅

我一向比較喜歡豐子愷的漫畫,今日大著膽子用毛筆仿了一幅,配了自己寫的一首打油詩。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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