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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鴉:河蟹圖

河蟹圖,比目魚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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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輝的《空中花園謀殺案》

直到最近我才發現,原來我家住在“上海現代戲劇谷”當中。我區的區委書記龔德慶同志指出:“我希望上海現代戲劇谷在不久的將來,成長為靜安區、上海、中國、世界的一個代表性文化地標!”

作為谷民,前幾天我去南京西路的上海商城劇院看了一場孟京輝的新戲——音樂劇《空中花園謀殺案》。

掐指一算,從九十年代到現在,我到劇場看過的孟氏話劇包括《思凡》、《陽臺》、《我愛XXX》、《戀愛的犀牛》、《兩只狗的生活意見》、《愛比死更冷酷》——這些都是在北京看的。這場《空中花園謀殺案》是第一次在上海看孟導的戲,也是孟京輝導演首次嘗試音樂劇。

我喜歡看小劇場實驗話劇。坐在小劇場里,燈光一亮,演員嘩啦嘩啦地走到離你如此之近的小舞臺上來,心里頭總是不由自主地美滋兒滋兒的,充滿愉悅感。即使是孟京輝最近最具爭議的《愛比死更冷酷》(演員和觀眾席之間隔著一面厚玻璃墻,觀眾需要戴耳機才能聽到舞臺上的聲音,演出中一直有一個畫外音在朗誦劇本),我也看得挺舒服。

讀小說也好、看戲也好,最怕的其實不是瞎寫、胡演,對我來說,最怕的是沒有任何創意的陳詞濫調(Cliché——這個外文詞兒用在此處最為貼切)。在我們周圍,小說、電影、電視劇——這些圈兒里你放眼望去,你會看到黑壓壓的一大批人都在那里不斷地重復著別人以前鼓搗出來的套路,操著別人的腔調說著別人說過的話。這些人當中有的可能是為了賺錢,有的可能是出于缺少才華,有的可能是因為腦子暫時還沒開竅。

所以,那批專門說自己的話、玩兒自己的游戲、而且不斷試圖玩出點兒新鮮玩意兒來的人,他們的存在是件多么讓人高興的事兒啊(一般來說,這幫人自己活得也比較高興)。

瞎扯扯遠了。《空中花園謀殺案》可能是我看過的孟氏話劇中故事性最強的,講的是一個房地產大亨遭人謀殺,一些人為了獲得獎勵給提供線索者的高級住宅,策劃各種騙局的故事。其中我最喜歡“監獄父子”一場和后面的“法國餐館”一場。演員當中,我比較欣賞“廚師長”、“大夫”和“皮皮蝦”的表演。

對于音樂劇(大概也包括戲曲),我覺著吧,人物塑造、主題深度等等這些東西好像都不是重點,聽唱好像比聽故事更重要。所以,即使故事是一個“謀殺案”這樣的通俗故事,即使人物是一些扁平人物,托起一部音樂劇(甚至是出色的音樂劇)應該都是不成問題的。音樂劇的出彩大概要通過包括音樂在內的精彩場面出彩。而孟京輝的話劇本來就是靠精彩的場面出彩的——詩歌式的臺詞、抽象的表現形式、集體動作、爆發和抒情的結合、精致的舞美——這些本來就是非常適合音樂劇的,那么在此基礎之上再添些音樂,這不就齊活兒了嗎?有這么簡單嗎?我不知道,嘿嘿。

孟京輝強調過《空中花園謀殺案》是一出以搖滾、流行音樂為主的音樂劇。作為一個音樂方面的外行,反正我覺得這部戲的音樂挺好聽的(這種句式真不專業。),可是在音樂方面你要說讓人過耳不忘、連呼牛逼的,好像這部戲里也沒有。經典的話劇、電影會留下經典的臺詞,那么經典的音樂劇是不是也應該留下經典的音樂呢?我覺得至少在這一點上吧,《空中花園謀殺案》似乎離經典還稍有距離。不過,聽說孟京輝接著還要排好幾出音樂劇呢。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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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拍上海

作為一個攝影門外漢(我到現在也沒弄懂光圈、快門等等這些最基本的攝影原理,從來只會用照相機的自動檔),我一直有一個變態的“理念”:攝影器材的好壞不重要,爛相機也能拍出好片子!我就是要用最便宜的破相機,挑戰你們這幫牛逼專業人士!(呵呵。)最近我又對本人這一偉大的攝影思想進行了一些實踐,我手舉諾基亞 N70 手機,拍了幾張爛照片,然后用 Photoshop 進行了一定的后期處理(必須承認,你看到的效果都是 Photoshop 做出來的,并不是我的手機有多好)。拿出來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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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內的《四十烏鴉鏖戰記》

最近拿到一本張悅然主編的MOOK《鯉?最好的時光》,隨手翻到一篇路內寫的短篇小說《四十烏鴉鏖戰記》,讀后印象比較深刻。

故事發生在某個學機械維修的技校,班里一共四十個男生(沒一個女生,所以有“四十烏鴉”之說)。小說寫這四十個男生到郊外的一個破工廠實習,“他媽的差點凍死在1991年的冬天。”

我喜歡這篇小說的氣氛:下著大雪的冬天、破舊的郊區工廠、灰禿禿、冷颼颼的車間、一群灰頭土臉、凍得跟孫子似的小哥們兒。這種蕭條、頹敗的氣氛讀起來有真實感,其實也有美感(賈樟柯就喜歡表現這種灰色的美)。

這篇小說的聰明之處在于寫一群人而不是一個人。小說的敘事者是“我們”,而不是某個獨立個體(這讓我想起07年的一部美國長篇小說叫《Then We Came to the End》,整本書的敘事者全是復數的“我們”,另外,胡利奧·科塔薩爾寫過一個短篇叫《我們如此熱愛格倫達》,敘事者也是復數的“我們”)。這四十個男生幾乎一起行動,試想這些畫面:四十個男生一起在破澡堂里淋浴(只有四個蓮蓬頭);四十個男生一起去同一個小發屋洗頭(有三十幾位在門外排隊);四十個男生同時跟蹤工廠里的一個漂亮女孩……既超現實、又黑色幽默,有奇異的畫面感(可以考慮改編成電影,呵呵)。這篇小說也讓我聯想起馬原的短篇小說《錯誤》(也是寫一幫男生的故事)。

路內的語言很好,文字讀起來很舒服,夾雜著一些機智——“他大概只有一米五的身高,你給他一把雞毛撣子,他能直接當拖把用”。

小說的前半部分好過后半部分,結尾處也許可以制造更多亮點。

路內的小說我只讀過這一篇。最早是聽馮唐提起這位作者。路內還出版過長篇小說《少年巴比倫》和《追隨她的旅程》,以后有時間拜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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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田里的守望者》:叛逆男孩的“少年侃”

提起描寫叛逆青少年的經典小說,很多人會想起 J. D. 塞林格(J. D. Salinger)的《麥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這本書于1951年在美國出版,今天依然暢銷,每年能賣出大約二十五萬本,至今累計銷量已經超過六千五百萬冊。

《麥田里的守望者》一直是一本飽受爭議的小說。一方面此書仍然受到當今青少年的喜愛,也被很多文學評論家列為當代美國文學經典;另一方面,對這部小說的斥責聲一直不斷,一度有很多美國學校把該書歸為禁書之列。爭議的焦點除了這本書中出現的“污言穢語”之外,還包括書中涉及的青少年性行為、“對宗教的褻瀆”、“對家庭倫理和傳統道德的不敬”等等。書中的主人公身為高中生,卻抽煙、喝酒、撒謊、放蕩,幾乎“五毒俱全”。

這本小說也被有些人稱為“危險的小說”。該書至少和三起兇殺案有間接的聯系:1980年,一名23歲的青年在紐約街頭槍殺了歌星約翰?列儂,這個兇手是一個“麥田迷”,在槍殺現場還隨身帶著這本書;1981年,一名25歲的青年行刺美國總統里根,警方在兇手的酒店房間內發現了一本《麥田里的守望者》;1989年,美國女演員麗貝卡?謝弗被一名“粉絲”槍殺身亡,兇手年僅19歲,作案時身上也揣著一本《麥田里的守望者》。

可以肯定,塞林格的這部小說絕對不是推崇暴力的。小說的主人公霍爾頓?考爾菲德是一名16歲的少年,出生于中產階級家庭,在一所有名的大學預科學校讀書。霍爾頓不喜歡學校,認為這里到處都是“假模假式”的偽君子。他不喜歡讀書,結果因為四門功課不及格,在圣誕節前夕被學校開除(在此之前他已被其它學校開除過三次)。霍爾頓不想讓父母過早知道這件事,于是想在學校里再待三天,等到假期開始時再回紐約的家。可是這天晚上他和同一個寢室的同學打了一架,感覺忍無可忍,于是當夜便收拾行囊離開學校。回到紐約后霍爾頓不敢回家,找了一個旅館住下,開始了連續幾天的飄蕩生活。當晚他在酒吧里和幾個來紐約旅游的姑娘搭訕,然后又鬼使神差地叫了一個妓女,卻最終喪失了興趣,付了錢把對方打發出門。沒想到妓女和同伙又來上門敲詐,還把他揍了一頓。次日霍爾頓在城里游蕩,還叫了一個以前約會過的女孩一起看戲,結果不歡而散。夜幕降臨,他開始想念家里的小妹妹,于是在黑夜里潛入家中,和妹妹促膝聊天。為了躲過父母,他到一位老師家中投宿,卻發現這位老師有變態之嫌,慌忙告辭,在車站過了一夜。翌日,霍爾頓決定遠走他鄉,去西部生活,寫了個便條給妹妹和她告別,沒想到小妹妹提著行李箱而來,想和他一起出走。霍爾頓因此放棄了原來的計劃,和妹妹在動物園玩兒了一會兒,然后和她一起回了家。小說的結尾暗示霍爾頓接受了精神治療,然后準備換個學校繼續讀書,重復以前的生活。

這部小說之所以名叫《麥田里的守望者》,是因為霍爾頓把一句“你要是在麥田里遇到了我”的詩誤聽為“你要是在麥田里捉到了我”,于是他對妹妹說:“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塊麥田里做游戲。幾千幾萬個小孩子,附近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大人,我是說——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帳的懸崖邊。我的職務是在那兒守望,要是有哪個孩子往懸崖邊奔來,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說孩子們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兒跑,我得從什么地方出來,把他們捉住。我整天就干這樣的事。我只想當個麥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這有點異想天開,可我真正喜歡干的就是這個。”

這個“麥田和懸崖”的畫面象征了年輕的主人公對世界的看法:成人世界充滿骯臟和欺騙,就像一個深淵,而未被污染的兒童世界像一片麥田,純潔而美好。可是人不得不長大,注定要從懸崖邊跌入深淵——不難看出,一個“守望者”的角色是徒勞而充滿悲劇色彩的。

在小說接近結尾處,塞林格又寫下了另外一段具有象征性的的文字。為了哄妹妹菲芘開心,霍爾頓帶她去騎旋轉木馬——“騎在木馬上的另外還有五、六個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想攥住那只金圈兒,老菲芘也一樣,我很怕她會從那只混帳馬上掉下來,可我什么也沒說,什么也沒做。孩子們的問題是,如果他們想伸手去攥金圈兒,你就得讓他們攥去,最好什么也別說。他們要是摔下來,就讓他們摔下來好了,可別說什么話去攔阻他們,那是不好的。”這段文字在我看來略顯過于直露,但可以看出,塞林格想借此表現主人在公態度上的改變——成長無法阻攔,一個人總是要接觸并不純潔的社會,最終會從懸崖上掉下去,守望和阻攔是沒有用的。

《麥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受讀者歡迎、被評論家肯定,小說的語言特色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英國作家戴維?洛奇(David Lodge)在《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Fiction)一書中把《麥田里的守望者》的敘事語言風格稱為“少年侃”(Teenage Skaz)。“Skaz”一詞源于俄國文學評論界,是指那種試圖模仿日常口語風格的第一人稱敘事方式。中文譯者把這個詞翻譯成 “侃”,倒也挺有意思。簡單來說,“少年侃”就是指作者寫小說時故意回避使用書面語言,在文字風格方面模仿青少年日常講話的口氣,給讀者造成一種面對面聽一個人年輕人聊天的效果。在塞林格之前,馬克?吐溫是第一個使用這種技術的作家。正是因為在小說《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中運用“少年侃”,馬克?吐溫讓美國文學從英國和歐陸文學的傳統中解放出來,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如果你讀過塞林格寫的其它小說(尤其是英文版),比如《九故事》(Nine Stories),你會發現在那些小說里作者使用的是中規中矩的文學語言,比如這種句子:“二十分鐘后,她們在起居室里已經快要喝光各自的第一杯威士忌酒了,此時她們正以一種獨特的、也許是僅限于大學寢室室友之間的談話方式在聊著天。”(摘自《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相比之下,《麥田里的守望者》的敘事語言好像完全出自另一位作者之手,顯得極其口語化、不加修飾、甚至“沒文化”。下面是小說開頭的一段(比目魚譯):

要是你真想聽,那你可能先想聽我講講我是在哪兒生的、我小時候的那些倒霉事兒、還有我父母生我之前都是干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些大衛?科波菲爾式的瞎扯淡。可是說真的,我不想聊這些東西。首先,這些玩意兒太沒勁了,而且,要是我父母知道了我說過他們那些私底下的事兒,他們肯定得跟我沒完,他們在這方面比較神經過敏,尤其是我爸。他們人都挺好的——這我承認——可是他們都敏感得要死。而且,我也不準備他媽的把我的整個自傳之類的玩意兒講給你聽。我就跟你說說去年圣誕節前后的那些瘋事兒吧,打那以后我就基本上垮了,還得跑到這兒來休養。

這種敘事語氣不但和主人公16歲的年紀相符,而且體現了他叛逆和厭惡“假模假式”的性格特征。假如塞林格使用“文藝腔”來寫這部小說,那么效果就會差很多。

初讀這部小說時我一直好奇:塞林格寫這本書的時候本人年齡多大?這種“小痞子”式的語氣是他本人的說話方式,還是有意地“做”出來的呢?后來得知:塞林格生于1919年,他從1941年(22歲)時開始寫《麥田里的守望者》,這本書最終寫完、出版是在1951年(32歲)。此書完成之前,塞林格已經讀過大學(不久即退學)、嘗試過工作、赴歐洲參加過二戰、結過婚、并已經發表過一些短篇小說(那些小說的敘事腔調都是傳統、規規矩矩的)。由此可見,這本書中“十六歲少年侃”的敘事風格是一個經歷豐富、諳熟小說技巧的成年作者有意選擇、精心調制的結果。正如戴維?洛奇所說:“少年侃” 式的閱讀感受“只是一種幻想而已。作品本身實際上還是經過‘真正的’作者殫思竭慮創作出來的”。

如今,塞林格已過90歲,他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遁世隱居、拒絕露面。但在世界各地,讀者仍然在閱讀這本薄薄的小說《麥田里的守望者》。據說塞林格至今仍然堅持寫作。可以想像,幾十年來,一個老人,在一座遠離人群的鄉間房子里,面對打字機,仍然在守望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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