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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肖像 ——陀思妥耶夫斯基、伍爾夫、海明威和他們的精神疾病(一)

(刊于《書城》2010年第8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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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著名的肖像是那幅瓦西里?格里哥利耶維奇?別羅夫于1872年繪制的油畫。在那張黑色背景的肖像畫中,我們看到一個五十歲的俄國人佝僂著身子坐在一張椅子上,他的頭發和胡須像荒草般稀疏,他身上披著一件過于寬大、皺皺巴巴、似乎多年不曾洗燙的舊大衣,獨自坐在那里出神。這是一位老農在某個火車站的長椅上等候一列火車將他載往他鄉,去繼續飽受磨難的生活?還是一個罪犯坐在一間陰暗的審訊室里,等待接受對他所犯罪行的無情審判?抑或一個已經傾家蕩產的賭徒,在絕望之后正沉浸于對那些瘋狂瞬間的失神回憶之中?

面對這幅油畫你會最終將視線定格于畫中人的那雙眼睛。那雙眼睛正在回避著你的視線,仿佛怕被你的注視燙傷;他在盯視著什么,但他的眼神是發散的。你似乎可以感覺到他的左眼皮正在緊張而神經質地顫抖。如果你長時間地注視那只左眼,也許你會感覺到畫中人的整個半邊臉都在顫抖,于是你的心也會隨之緊張地顫抖起來。

2

1863年的一個夜晚,俄國文學評論家斯特拉霍夫的家中有客登門。來訪者是他的好友、寫過《白夜》、《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等長篇小說、早在十八年前就被別林斯基稱為“俄羅斯文學天才”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時這位作家已從西伯利亞流放歸來,正在彼得堡與哥哥合辦《時報》雜志,他喜歡晚上散步時拐進常給雜志寫稿的斯特拉霍夫家里坐上一會兒,隨便聊聊。

那天晚上他們談得很開心。話題可能是文學,也可能是政治或哲學。斯特拉霍夫坐在一張桌子旁邊,陀思妥耶夫斯基則顯得非常興奮,他一邊慷慨陳詞一邊邁著大步在屋子里走來走去。談話當中斯特拉霍夫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觀點表達了贊許,這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激動。他在屋子中央停步站定,臉上顯露出一種極端亢奮的表情,情緒似乎抵達了高潮。斯特拉霍夫等待他的作家朋友說些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張開嘴巴,卻欲言又止,似乎正在頭腦中尋找恰當的詞句。這種沉默持續了一會兒,忽然,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喉嚨里發出了一種十分怪異的、持續不斷的、絕非人語的聲音。然后,他暈倒在地,身體不停地抽搐,嘴角流淌出白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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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洛伊德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豐富的人格中有四個突出的方面:“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家、神經癥患者、道德家和罪人。”。在毛姆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負、多疑、急躁、自私、輕率、過分謙卑、不可信賴、心胸狹窄、愛吹牛又不寬宏大量”,但他同時又“具有勇氣、大度和慈愛的品質”。在讀者的心目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寫出過《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等不朽名著的偉大作家。

當代醫學家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嚴重的癲癇病患者。

據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從童年時期就開始出現癲癇癥狀。從三十九歲開始,他把自己的每次發病都記錄在一個筆記本上,直至這位作家于五十九歲去世為止,那個筆記本上一共記錄了102次癲癇發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坎坷跌宕的經歷和他復雜多面的人格吸引著人們去對他進行剖析和解讀。1928年,弗洛伊德發表了一篇題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弒父者》的論文,評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并運用精神分析學的方法對這位作家癲癇癥的起因提出了假說。弗洛伊德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癥并非生理因素造成,而是源于他心中隱藏的對父親之死的負罪感——也就是說,是心理原因造成的。弗洛伊德認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存在著戀母弒父的“俄狄浦斯情結”,在他十八歲時,父親突然去世,于是內心深處短暫的狂喜和隨之而來的強烈負罪感引發了他的第一次癲癇發作,而“弒父”和“罪惡感”正是穿貫穿于《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兩個重要主題。

弗洛伊德的這種觀點在最近幾十年已經被基本否定。當今的學者和醫學專家們普遍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病并非純心理癥狀,而是由生理原因引起的——腦部受損或者家庭遺傳。很長一段時間人們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親是被手下的農奴殺死的,但有證據顯示他也有可能死于癲癇發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兒子不但同樣患有癲癇癥,而且死于癲癇發作。

假如你是一位腦科醫學專家,當你瀏覽了一幅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之后,可能有一件事逃不過你的眼睛:你會發現這位作家臉部的明顯呈不對稱狀。臉部不對稱正是腦部畸形的一種生理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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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不乏癲癇病患者。《白癡》里的梅什金和《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斯麥爾佳科夫都患有癲癇病。《白癡》中有一個段落描寫了主人公梅什金癲癇發作前短暫的狂喜狀態:

他順便想到,他在發癲癇病的時候,幾乎就在發作之前,還有一個預備階段(不過,倘若在他醒著的時候發作的話),就在他心中感到憂郁、沉悶、壓抑的時候,他的腦子會霎時間豁然開朗,洞若觀火,他的全部生命力會一下子調動起來,化成一股非凡的沖動。在閃電般連連閃爍的那些瞬間,他的生命感和自我意識感會增加幾乎十倍,他的智慧和心靈會倏忽間被一種非凡的光照亮;一切激動、一切疑慮和一切不安,仿佛會霎時間歸于太和,化成一種高度的寧靜,充滿明朗而又諧和的歡欣與希望,充滿理性與太極之光。但是,這些瞬間,這些閃光,不過是對于那最后一秒鐘(從來沒有超過一秒鐘)的預感,從這一秒鐘起,這病就發作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哥哥的信中寫道:“以往每次我經歷這種神經紊亂時,我都會把它用在寫作上;在那種狀態下我會比往常寫得更多,也會寫得更好。”

神經病學專家愛麗絲?弗萊厄蒂在《午夜的疾病:寫作驅動力、作者心理阻滯及大腦的創造性》(The Midnight Disease: The Drive to Write, Writer's Block, and the Creative Brain)一書中提到一種叫做“多寫癥”(hypergraphia)的心理問題,它是癲癇病的一種并發癥(也就是說患有癲癇病的人往往也會染上此癥)。這種“病”的患者會感覺到一種持續而旺盛的、難以控制的書寫沖動,他們總是寫個不停,好像著了魔。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高產作家,他一生寫了十九部長篇和中篇小說,并留下了大量的筆記、日記和書信文字。他的筆記本中經常寫得密密麻麻,夾雜著圖畫,讓人感覺作者似乎想把紙上的每一處空白都全部填滿——這正是“多寫癥”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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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著名作家中唯一一位癲癇患者。

英國作家劉易斯?卡羅爾因寫《愛麗絲漫游奇境》出名,他也是一位癲癇病人(同時有可能患有“多寫癥”)。《愛麗絲漫游奇境》中描繪了很多奇妙場面:愛麗絲墜入深深的兔子洞,她的身體可以忽然變小,也可以忽然變大。有一種說法:這些童話場面來源于卡羅爾癲癇病發作時的幻覺。這種說法雖然未被證實,但醫學界確實曾把一種神經性疾病命名用這個童話來命名——這種病的患者在視覺、聽覺和對自身的感覺方面出現偏差,眼中看到的物體往往比實際大得多或小得多,這種病有一個別名,叫做“愛麗絲漫游奇境綜合癥”。

法國作家福樓拜和莫泊桑也都患有癲癇。福樓拜在書信中描述過自己發病時的感覺:“開始時你的頭腦中感覺到它的來臨,于是你覺得自己將要發瘋。接著你就瘋了,對此你心知肚明。你感覺你的靈魂正離你而去,于是你竭盡全力地想要留住它。死亡一定就是這個樣子,當它來臨時我們十分清楚。”

繼續閱讀:患者肖像(二):伍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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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展(文藝腔涂鴉)

他們有備而來。青衣、沙田、馬鞍山、尖沙咀、將軍澳——他們潛入地下、走進車門幽幽滑開然后幽幽關閉的鐵皮車廂,或隨人流踏上微微顫抖的甲板,看九龍島的高樓變小、看香港島的高樓變大,抑或在導游手中彩色旗幟的指引下,排隊登上一輛空調大巴,下車、亮出港澳通行證、過關、重新回到空調大巴上,看窗外山野消失、天空變窄、人流變得如天氣般粘稠。這個夏日,暴雨將至,黑色臺風警報正在悄然生效。一只在灣仔上空漂浮的海鷗偶然低頭,瞥見身體下方黑壓壓的幾條人流正在向同一方向緩緩涌動。而潮濕的烏云此刻正在它的頭頂上方積聚、游走,同樣充滿氣勢,同樣充滿方向感。它振翼向斜下方刺去,空氣在顫動,Something is going on.

唔該。請讓我在這條緩緩流動的運河上稍稍加快速度、略微改變方向、慢慢移向岸邊——那里正閃動著誘惑。20% Off、30% Off、八折、七折、人民幣對港幣=1:1。這些五色斑斕的印刷品,它們如此密集地被堆積在一起,在這如此密集的七天,被如此密集的參觀者審視、挑揀、極有可能被裝入購物袋甚至拉桿手提箱,和幾本甚至幾十本其它印刷品一起被運出這間大廳、消失在這座小而擁擠的城市的某個角落里。而我們這座小而擁擠的城市,在記憶中,他不是一直對這些五色斑斕的印刷品冷眼相待、不聞不問么?怎么了這是?在每年夏天這短短的、密集的七天里,他卻忽然收起冷面、露出笑意,把大家招呼過來、聚在一起、敲鑼打鼓、把酒言歡,想要言歸于好、盡棄前嫌?他是在試圖補償一年以來欠下的感情債么?

我們沒有時間去想這些。我們在大如足球場的堆滿印刷品的沒有窗戶的水泥大廳里穿行、逡巡,摩肩接踵,眼睛看得發花,腳走得發麻,肩膀被沉重的購物袋勒得生疼。我們就像在擁擠的街市上采購生鮮食品一樣采購這些印刷品。我們人數如此之多,規模如此之大。明天,報端將出現一個新的統計數字,我們狹小的公寓將出現幾本新的印刷品。

記住這一刻,按動快門制造一張留影。此刻,在這座巨大的建筑物外面,陰云即將飄走,臺風警報也正在逐漸失效。幾天之后,這里會重新變得如一個無人的足球場般空曠無聲。在那個我們無法親歷的深夜,那些余下的印刷品會被打包、裝車、穿過一條條被夜雨洗刷過的空蕩蕩的馬路被運往這個城市的各個隱秘、幽暗、潮濕的角落。它們很有可能會在那里寂寞整整一年,直到下一個臺風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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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le DX 初體驗

我買了一臺新版的 Kindle DX 電子書閱讀器。

為什么不買 iPad 呢?——估計有人會問。是這樣的:雖然 iPad 是當下最時髦的電子產品(而 Kindle 最火的時候已經過去)、雖然 iPad 不但可以看書,還可以用來上網、看碟、玩兒游戲等等干很多很多很多件事兒(而 Kindle 最好用的功能只是看電子書)、雖然 iPad 是彩屏的(而 Kindle 的顯示屏是黑白的)、雖然用 iPad 看電子書時界面超酷、翻頁迅速(而用 Kindle 翻頁時有些磨磨蹭蹭的)、雖然 Apple 是世界上最牛逼的電子產品公司(而 Amazon 只是個主打賣書的網站),但是——

iPad 提供的各種超酷功能我一個都不需要,而功能有限的 Kindle 卻滿足了我的一個重要需求,那就是:能夠長時間地、不費眼地看一本電子書。

Kindle 和 iPad 最根本的區別其實是顯示屏。iPad 的屏幕就是常見的 LCD 顯示屏,你盯著它看時其實是在看無數個排列在一起的發光的小點兒,所以時間長了,眼睛肯定會累。而 Kindle 等閱讀器使用的是一種叫做“E-ink”(電子墨水,或電子紙)的技術,相當于把油墨印在紙上(Kindle 的顯示屏比起紙來其實更像一塊不透明的磨砂玻璃),當你翻頁的時候,原來的油墨被擦掉,然后它重新“打印”一張新的給你。長時間盯著印在“紙”上的油墨看,自然會和看紙質書一樣,不費眼睛。

當然,如果你每次閱讀的時間不長,而且經常外出走動,iPad 會很方便,幾乎可以代替筆記本電腦(好友馮唐對他新買的 iPad 就非常滿意),但對我來說,我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坐在電腦前,雖然硬盤上存了大量的 PDF 版電子書,但很少能夠在電腦上大段閱讀——眼睛實在很累。

所以我買了這臺 Kindle DX 。這是兩款 Kindle 閱讀器中的大屏版,屏幕正好和一本 32 開紙書一樣大(我覺得市面上小屏的電紙書閱讀器雖然攜帶更方便,但屏幕太小,不實用;更無法想象在 iPhone 上看書——那該多累啊!)。試用了幾天,閱讀感覺確實不錯,連續讀三四個小時也沒有造成視覺疲勞。想到積聚已久的那么多 PDF 和純文本的電子書都可以舒舒服服地看了,心里高興。

另外這臺 Kindle DX(國際版)還帶免費的 3G 上網功能,(起碼在香港)可以在任何有手機信號的地方隨時免費上網。機器里自帶一個功能原始的網頁瀏覽器,絕對達不到 IE 的水平,但可以湊合著上一些以文字為主的網站,和用手機上網差不太多。

寫到此處感覺有點兒像給 Kindle 做廣告了。那好,讓我來提醒動心的朋友們:這東西有它的局限性,不要貿然下單。首先,Kindle 本身不支持中文,網上能找到漢化包,但漢化并不簡單,也有風險(我本人還沒試過)。在漢化之前,中文電子書(除了掃描版的 PDF 和本身內嵌字體的中文 PDF)都看不了,用它來上中文網站也沒戲,而且,Kindle 不帶中文輸入法,無法輸入中文。另外,用 Kindle 看電子書時翻頁不是很爽,雖然看小說時不成問題,一頁一頁往下翻就是了,但如果這本書你想來回來去查找內容,就很頭疼(Kindle 的設計師在這一點上顯得有些愚蠢)。

目前我主要用 Kindle DX 來看掃描版的中文書(下圖為豎排版的《古文觀止》掃描版)和英文小說,很舒服。

毫無疑問,電子書必將改變我們的閱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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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康納為何如此“邪惡”?

(刊于2010年7月11日《上海書評》)

  1957年,詩人兼文學評論家T. S. 艾略特讀到一本名叫《好人難尋》(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and Other Stories)的短篇小說集,作者是一位嶄露頭角的美國南方女作家,名叫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這本書里有幾篇小說讓艾略特感到“毛骨悚然”,在寫給友人的信中,他這樣評價這位文學新人:“可以肯定,此人身上有一種奇異的天賦,才藝當屬一流,可是我的神經不夠堅強,實在承受不了太多這樣的攪擾。”如今,奧康納已經去世四十多年,《好人難尋》中收錄的幾篇小說已經成為美國文學的經典,此書的中譯本已于今年出版。

  對奧康納的小說感到驚愕的絕不止艾略特一人。“邪惡”——這兩個字不但是《好人難尋》中譯本腰封上最惹人注目的字眼,也是一段時間以來不少國內讀者提及奧康納時最偏愛的形容詞。人們談論奧康納的“邪惡”時大概有兩層意思:一是她塑造的人物往往道德敗壞、行為邪惡;另一層意思是說這位作家本身可謂邪惡——她似乎極度冷血,寫的故事充滿暴力,經常安排弱者慘遭厄運,對筆下的人物沒有絲毫同情:在標題小說《好人難尋》中,一家老少六口開車出門旅行,不料遭遇三個在逃的歹徒,全家人慘死路邊,無一幸免;小說《河》寫一個三四歲的城里男孩被保姆帶到城外河邊參觀布道,還接受了洗禮,次日,男孩只身跑到河邊,想要親身實踐“在生命的深河里漂流,進入基督之國”(前日牧師所言),卻被河水無情地吞沒;《救人就是救自己》講一位老婦人把自己的智障女兒嫁給了一個看上去好心而且能干的流浪漢,流浪漢修好了老婦人家里熄火多年的舊車,說要攜妻子駕車出游,卻在途中將智障的妻子丟下,獨自開著騙到手的汽車一去不歸。

  閱讀這些小說,讀者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奧康納想要展示的是道德的淪喪、人性的丑陋、上帝的隱退、宗教的無能。這些故事幾乎都止于悲劇或者不幸,少有“光明”的結尾——看來這位作家不僅邪惡,而且相當悲觀。

  奧康納為何如此“邪惡”?為了找出答案,我們有必要去了解她的生平、關注她的言論、搜尋對她作品的各種評論和解讀。隨著線索的不斷積累,問題的答案未必能被找出,但原來的結論卻很可能被徹底推翻。我們可能會驚奇地發現:原來自己一直在“誤讀”奧康納,很多困惑得以消除,可是新的困惑又接踵而來……

  

  對于理解奧康納的小說,“邪惡”并不是最合適的關鍵詞。假如我們非要使用關鍵詞來標注這位作家,那么另外兩個可能更為貼切:一個是“南方”,一個是“天主教”。

  奧康納于1925年生于美國南方的佐治亞州,在那里讀完了中學和大學本科,并對寫作產生了興趣。當她于1946年去著名的“愛荷華作家工作室”進修寫作時,她的南方口音如此濃重,以至于初次和導師面談時導師不得不讓她把想要說的話全都寫在紙上。早在奧康納十五歲時,她的父親因為染上紅斑狼瘡而過早辭世,而她本人在二十六歲時也被確診染上同一種病,據說只能再活五年。為了養病,奧康納回到南方的故鄉,和母親一起在佐治亞州的農場生活,一直堅持寫作,還飼養了上百只孔雀(《好人難尋》中譯本的封面圖案是一支孔雀翎)。她終生未婚,三十九歲去世。

  奧康納一生寫了兩部長篇小說——《智血》(Wise Blood)和《暴力奪取》(The Violent Bear It Away),以及三十多篇短篇小說,這些短篇收在《好人難尋》、《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和《短篇小說全集》(The Complete Stories)中。

  奧康納在作品中描繪了美國南方的風物。《好人難尋》中的故事大部分發生在南部的鄉下,其中至少有四篇小說的主要人物是一對生活在農場上的母女(喪偶、守舊的老婦人和她性格孤僻的女兒),這些人物身上大概有奧康納和她母親的影子。奧康納筆下人物的言談舉止都帶有南方特色,尤其是人物的對話,如果有機會閱讀英文版,讀者可能會從很多對話中讀出美國南方口音,比如《善良的鄉下人》中的圣經推銷員說:“You ain't said you loved me none.”(“你還沒說你愛我呢。”)、“I just want to know if you love me or don'tcher?”(“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愛我。”)

  奧康納的小說常被歸類于“南方哥特式小說”(Southern Gothic)。這一流派是哥特小說在美國的分支,開山鼻祖包括十九世紀的愛倫·坡、霍桑和安布魯斯·畢爾斯等人。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威廉·福克納對此風格加以創新,使之重新流行,之后更有田納西·威廉姆斯、杜魯門·卡波特、考麥克·麥卡錫、卡森·麥卡勒斯和奧康納等人被評論家一并歸入這一流派之列。和傳統的哥特小說相似,“南方哥特式小說”常常彌漫著恐怖、荒涼、神秘、腐朽的氣息,情節中也不乏暴力、邪惡、陰暗、離奇的成分。然而,從福克納開始,這些作家開始更多地關注現實,他們借用這種小說形式來反映美國南部的種族歧視、貧困、愚昧、暴力等社會問題。

  “南方哥特式小說”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怪誕”:出場的人物往往外形古怪、性格反常、行為乖張;故事的發生地往往破落、封閉、充滿不祥之兆;故事情節往往荒誕、離奇,甚至充滿暴力。這些特點在小說集《好人難尋》中都有所表現。這本書中經常出現軀體或身心有殘缺的“畸人”:《救人就是救自己》的主人公是只有半截胳膊的流浪漢,他的妻子是天生智障;《圣靈所宿之處》中出現了一個陰陽人;《善良的鄉下人》的女主人公安著一條木制假腿。暴力和不幸事件在書中反復出現:殘殺、溺水、大火、猝死、搶劫、車禍,等等。《好人難尋》一書收有十篇小說,全書共有十人死亡,平均每篇小說死掉一個。

  對于這些夸張的寫法,奧康納解釋說:“對于耳背的人,你得大聲喊叫他才能聽見;對于接近失明的人,你得把人物畫得大而驚人他才能看清。”

  

  奧康納于1950年代出現在美國文壇后,她的才華立刻受到了評論界的肯定。然而,有很長一段時間,對奧康納小說的解讀止步于“南方哥特式小說”,不論是文學評論家還是普通讀者,幾乎沒有人覺得這些小說除了表現人性的陰暗以及偶爾觸及一些南方社會問題之外還有其他任何深意。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注意到,奧康納本人是一位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她的小說似乎與宗教有關。奧康納去世后,她的一本隨筆集和一本書信集相繼出版,在這兩本書收錄的文字中,奧康納不但清楚無誤地表明了她本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宗教在她作品中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還對她自己的一些小說做了詳細的解讀。于是,讀者和評論家們發現:幾乎奧康納的每部作品都有宗教含義,而自己長久以來對她的那些小說的理解幾乎可以說是“誤讀”。

  奧康納出生、成長于天主教家庭,她一生都堅定地信仰天主教,似乎沒有經歷過任何信仰危機。她說:“我是站在基督教正統教派的立場上看世界的。這意味著,對我來說,人生的意義集中于基督對我們的救贖,世間萬物在我的眼里無不與此有關。”

  然而,讀者難免對此心存疑惑。一般人會認為,宗教小說家寫的小說肯定充滿宗教色彩,要么是為了證明作者的信仰,要么是為了呼喚讀者對這種信仰的熱情;即使不那么直露,至少也會通過小說讓讀者對其信仰產生一些好感。可是,讀奧康納的小說,我們不但很少發現這方面的嘗試,而且讀后的效果往往恰恰相反。小說集《好人難尋》中多次出現牧師、圣經、修道院、洗禮等和宗教有關的事物,可是它們常常以負面形象出現,甚至往往導致厄運。例如:面對歹徒,小說《好人難尋》中的老婦人最后試圖借助宗教的力量來感化對方,結果卻遭了三槍一命嗚呼;《河》中那位牧師充滿隱喻的布道恰恰是導致小主人公最后溺死的原因……難道奧康納指望人們讀了這些故事之后受到感化進而皈依天主教嗎?

  事實上,奧康納的小說在早期甚至遭到過來自宗教媒體的批評,一篇刊登在天主教雜志上的評論指責她的小說是“對《圣經》的粗暴否定”。然而,在奧康納看來,小說絕不應該是宗教的宣傳品。受法國天主教哲學家雅克·馬里坦(Jacques Maritain)的影響,她堅持認為:嚴肅的天主教小說家并不需要承擔在作品中宣揚宗教的義務。她說,小說家“不應該為了迎合抽象的真理而去改變或扭曲現實”,“如果作品在完成后讓人感覺作者采用欺詐的手段篡改、忽略或扼殺了相關的情節,那么不論作者的初衷如何,結果只會事與愿違”。

  在美國南部,大部分基督徒信奉的是新教,而非奧康納信仰的天主教。在她眼中,南方的宗教是一種缺乏正統教義指導、時常盲目地自作主張、讓人感覺“既痛苦又感動,還有些猙獰滑稽”的宗教。所以,從奧康納的小說里可以讀出作者對南方新教徒的某些譏諷。

  既然絕非宗教宣傳品,那么,出自這位天主教作家的那些貌似“邪惡”的小說到底在試圖向讀者傳遞些什么呢?

  假如作者保持沉默,這個問題大概一直難以得出定論。好在奧康納本人對此給出了清晰的答案,她告訴我們:“我的小說的主題就是:上帝的恩惠出現在魔鬼操縱的領地。”又說:“每一篇出色的小說里都有這樣一個瞬間:你可以感覺到,天惠就在眼前,它在等待被人接受或者遭到拒絕。”

  在這里,奧康納向我們提供了一把理解她的小說的鑰匙,這把鑰匙上刻著“天惠時刻”(Moment of Grace)這幾個字。在她的小說里,盡管大部分時間故事里的人物都被墮落、自私、愚昧、自負、欺騙或冷漠所掌控,但是,總有那么一個時刻(往往在接近小說結尾處),奧康納會安排上帝的恩惠(或曰天惠)降臨到他們身上。在這圣靈顯現的一瞬間,這些人物突然受到某種精神上的啟迪,進而達到某種“頓悟”,他們也許會接受這一天惠,也許會拒絕它,但不管怎樣,這一靈光閃現的“天惠時刻”會使他們的內心發生改變。

  這一時刻又是如何到來的呢?面對這個問題,奧康納又將另一把鑰匙遞到我們手中,這一把鑰匙上刻著的字是“暴力”。她說:“我發現,暴力具有一種奇異的功效,它能使我筆下的人物重新面對現實,并為他們接受天惠時刻的到來做好準備。”她接著說:“一個人要想重新面對真實世界,他必須付出相當大的代價——這個觀念對于平常讀者來說很少有人理解,然而它卻蘊含在天主教徒的世界觀之中。”

  

  手握來自奧康納的兩把鑰匙,讓我們試著打開通向她的小說核心的大門。有必要事先聲明:這扇門并不通向我們以往常走的那條路,我們也未必從心底里完全接受這條路線圖,可是,既然我們對鑰匙的主人如此感興趣,那么為什么不按照她指引的方向走上一遭呢?

  《好人難尋》是奧康納最著名的短篇小說。故事分成兩部分:前一部分寫一家六口人駕車去佛羅里達旅行。老太太顯然是故事的主角。我們不難發現,這位老太太有點兒自我中心,還愛打小算盤:為了去見老熟人,她想方設法勸一家人改變原來的計劃去東田納西;因為不舍得丟下貓咪,她偷偷把它藏在籃子里帶上了車;想去看看年輕時到過的一座種植園,她就騙全家人說那座宅子里暗藏財寶;自己踢翻了藏貓的籃子導致車翻進溝里,她卻忙說自己受了內傷,以求獲得同情、不受責難。也不難看出,這位老太太頗愛虛榮:她上路前打扮得整整齊齊,因為她想“萬一發生車禍,她死在公路上,所有人都能一眼認出她是位有品位的太太”;聊天中提及自己年輕時的追求者,她說自己本來不介意嫁給他——“誰讓他是位紳士,而且在可口可樂的股票一上市時就囤了不少呢?”老太一路喋喋不休,還愛發表議論,但是她的論調幾乎全是未經真正思考的膚淺的陳詞濫調。在餐館里,店主感嘆說:“這年頭都不知道該信誰。”老太太立刻接話:“人心不古啊。”店主提到自己讓人賒賬加了油,后悔“我干嗎要那么做呢?”老太太想都不想立刻說道:“因為你是個好人!”

  在小說的后一部分,以“格格不入”為首的三個在逃犯出現在車禍現場。也許正是因為老太太喊出“格格不入”的名字,才最終導致全家被殺。這一部分故事的前景是老太太和“格格不入”的對話,她試圖說服對方改邪歸正、莫開殺戒,而在背景里,另外兩個逃犯正把她的家人一個接一個地拖到樹林里殺掉。仔細閱讀老太太和“格格不入”的對話,你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絕大部分從老太太嘴里說出來的話依然是膚淺的套話,相比之下,“格格不入”的言論聽起來更像是獨立思考的結果,反倒顯得更加深刻。老太太先是重復盲目、虛偽的奉承,眼見親人一個個被殺,她又下意識地試圖通過宗教的力量來感化對方,可是因為她從未對宗教作過真正深刻的思考,所以嘴里說出來的只是些“要是你做禱告的話,耶穌會幫你”這樣空洞無力的套話。這番話倒是引出了“格格不入”的一段充滿虛無主義色彩的陳詞,他的人生哲學是邪惡的,但是他說出的一番話卻是坦誠甚至可以說是深刻的,絕非老太太那種人云亦云。在小說的結尾,親人已全部被殺,獨自面對“格格不入”(此時他穿著從被害的兒子身上扒下來的運動衫),老太太做出了一個異樣的舉動——

  她低聲說:“哎呀,你是我的兒呢,你是我的親兒!”她伸出手去摸他的肩頭。“格格不入”像是被蛇咬了似的向后一躍,當胸沖她開了三槍。然后他把槍放在地上,摘下眼鏡擦了擦。

  奧康納交給我們的兩把鑰匙此時碰撞在一起,發出叮當的聲響。很多讀者會認為:老太太最后的那句話和那個撫摸的動作是她為了自救而使出的最后一招,“格格不入”因為受不了她的肉麻而將其擊斃。然而,在奧康納看來,此時此刻正是老太太的“天惠時刻”,在暴力的強烈沖擊下,她忽然看清了自己,也看清了自己對面的“格格不入”,她突然頓悟了,發現自己本質上并不比這位逃犯高尚,她以前膚淺的價值觀忽然被一種大愛所代替,于是她對身穿自己兒子衣服的“格格不入”說出了整篇小說中她說過的唯一一句真誠的、深刻的、發自內心的話:“你是我的兒呢,你是我的親兒!”而這一時刻對于“格格不入”來說也是一種“天惠時刻”,雖然這位冷酷的虛無主義者并沒有接受這一天惠,而是本能地開槍殺死了老太太,但是,這一時刻仍然撞擊了他的靈魂,并有可能改變他的一生。在小說結尾,這位剛才還在宣稱“不干點兒壞事兒就沒樂趣”的逃犯此時卻對他的同伙說:“人生沒有真正的樂趣。”而接受了“天惠”的老太太雖然結束了生命,但她在生命最后的時刻超越了自己,她死去時已經不再是小說開始時那個自私、虛榮、膚淺、偽善、自以為是的人,她“像孩子一樣”,“面孔朝向無云的天空微笑著”死去了,她應該能在天堂里享受快樂。

  以上基本就是奧康納本人對這篇小說的解讀(至少應該不會相差太遠)。她還建議:“在這篇小說里,讀者應該格外留意的是上帝的恩惠對于老太太的靈魂的作用,而不是那些死尸。”在小說中,“格格不入”殺死老太太以后對他的同伙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她可以變成個好人的,”“格格不入”說,“要是每分鐘都有人對她開槍的話。”

  這句話更像是奧康納本人借“格格不入”之口說給讀者聽的。因為她相信,暴力往往是通往“天惠”的途徑。

  由此看來,我們并無理由指責奧康納對她筆下的人物過于“殘忍”,因為,不管她如何無情地諷刺他們、淋漓盡致地寫出他們身上的缺點(或曰“罪”),她都會最終安排“天惠時刻”降臨到他們的身上。她其實對他們充滿同情。

  同樣的兩把鑰匙(“天惠時刻”和“暴力”)也可以幫助我們打開通往其他小說的門。《善良的鄉下人》也是一個初讀有些殘酷的故事。主人公胡爾加是一個和母親一起在鄉下農場生活的三十二歲的老姑娘,她拿到過哲學博士學位,是一位無神論者,因為童年時的一起意外,她一直裝著一條木制假腿。一天,家里來了一個推銷圣經的“善良的鄉下人”,這個小伙子看上去是一個忠厚老實的基督徒。也許是欲望的趨勢,也許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無神論信念,胡爾加決定勾引這個在她看來相當迂腐的鄉下人。可是,當他們真正開始約會,胡爾加卻發現對方其實是個表里不一的騙子,他坦言自己“生下來就什么都不信了”,在小說結尾處,胡爾加不但受到了精神上的重創,而且被騙子搶走了她的假腿(這一情節顯然相當怪誕)。然而,按照奧康納為我們提供的思路,這個兼有身體暴力和精神暴力的時刻對于胡爾加來說正是她的“天惠時刻”:她的自負遭到了重創,她的無神論和虛無主義觀念受到了動搖,她驚愕地對圣經推銷員說“你是個基督徒!”——在這一刻,她可能會意識到,自己并非什么都不相信,基本的道德觀念和對宗教的依賴其實一直埋藏在心底里,這一發現無疑會改變她的生活。

  我們也不難在奧康納的其他小說里發現“天惠時刻”。在小說《河》中,小主人公被河水吞沒的時刻正是奧康納為他安排的“天惠時刻”,她想讓我們相信,這個小男孩得到了啟迪,他終于擺脫了以前生活的那個充滿銅臭和空虛的世界,真的“漂到了基督之國”。在某些小說中暴力并不是“天惠”的直接催化劑(或者表現得并不那么明顯)。在《救人就是救自己》的結尾,是那個搭車男孩的咒罵(可以算作語言上的暴力)和他的跳車行為帶來了主人公史福特利特的“天惠時刻”;在《人造黑人》中,是撞人事故之后爺孫兩人共同面對的那座“人造黑人”雕像引出了這篇小說里的“天惠時刻”:這座雕像“在他們共同失敗后讓他們聚攏在了一起。他們都感到它像一個憐憫之舉消解了兩人之間的隔閡”。

  直至此處的分析其實只不過是蜻蜓點水。假如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我們可能會開始討論“格格不入”所開的三槍和基督教“三位一體”概念之間的聯系、分析“被蛇咬了似的向后一躍”中的那條蛇在伊甸園中的淵源,接下去我們可能會去探討《火中之圈》里的三個縱火男孩和《舊約·但以理書》中的沙得拉、米煞和亞伯尼歌的相似之處,而《善良的鄉下人》結尾處那句“他藍色的身影在一片綠跡斑斑的湖面上方奮力前行”,難道不會讓人聯想起耶穌在水面上行走的身影嗎?

  問題是,即使奧康納并不介意我們走得這么遠,我們自己是不是還愿意繼續走下去呢?

  

  不論如何,至此大概可以肯定,奧康納并非如我們想象般的“邪惡”。曾經“誤讀”她的讀者大可不必頓生挫折感——這些小說問世之后不是有那么長時間連文學評論家們都“不得要領”嗎?

  奧康納交給我們的鑰匙顯然并不適合每一個人。假如你是一個并不認為死后存在來世、并不相信天堂地獄之說的讀者,《好人難尋》和《河》的結局對你來說無論如何都是悲劇——一位老者被歹徒槍殺、一個男孩被河水淹死,兩條生命已經不在,那么所謂的“天惠”還有什么意義?

  文學評論界的新批評學派(恰巧T. S. 艾略特也是其中一員)認為:要理解一篇文學作品,全部答案就在作品本身,除此之外,作品的背景、作者的創作意圖等等文字之外的因素都應該被排除在外。按照這一理論,我們欣賞奧康納的小說完全沒有必要知道作者的宗教信仰以及她對自己的小說作何解釋。當然,這種觀點聽起來未免過于極端——對作品感興趣之后我們必然會關注作者,而當關于作者的資料擺在眼前,難道你想讓我們假裝視而不見?也許,我們可以在此十分明智地打個折扣,然后承認:最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其他一切均屬次要。

  當我們的視線沿著一行行精彩的文字向前移動,我們其實并不需要憑借任何來自文字以外的幫助就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結論:這些小說寫得真是好看!

  奧康納在世時曾經收到過一封讀者來信,寫信的是一位學生,她在信中向這位作家求教:到底應該從她的小說里讀出什么樣的啟示?奧康納在回信中是這樣建議的:“忘掉‘啟示’,試著去享受閱讀的樂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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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蘭納里?奧康納及其他

本月讀到的最好看的一本書是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的短篇小說集《好人難尋》。剛剛寫完一篇很長的書評(發稿后再貼)。腦中尚有些雜感、碎念,一并記于此處。

個人感覺《好人難尋》這本集子里最好看的是《好人難尋》和《人造黑人》這兩個短篇,其次是《河》、《救人就是救自己》、《善良的鄉下人》、《臨終遇敵》,感覺最不好看的是最后一篇《流離失所的人》。

最喜歡的那幾篇恰恰都是多描寫、少敘述、更趨近于“冷敘事”的幾篇。就像海明威和塞林格的短篇一樣,這些小說有生動的畫面感,人物形象豐滿,對話有味兒,故事吸引你往下讀。一種(現在看來)很傳統、很經典的寫法,極見功力。而《流離失所的人》這篇,太多的敘述,畫面感不強,有些啰嗦,沒怎么讀進去。

讀奧康納我想起了張愛玲。沒錯,都是女作家。更關鍵的是,骨子里都透著一股寒氣,冷眼看世界,筆削得尖,不怕扎得深,人性寫得透,不怕過于尖酸刻薄,俯視,拒絕仰視,嘲諷,拒絕抒情。

這兩位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她們的散文我都愛看。在我看來,這兩位寫散文最大的優點就是:沒什么女人味兒。不走清新、雋永、細膩、恬淡的路子。都有架子,端著,都有范兒,極自信地在那兒講話,冷靜,邏輯分明,冷不丁再抖個幽默,牛氣。

說到這兒又想起另外一位——弗吉尼亞?伍爾夫。女作家。散文也寫得牛。這位爺(能這么稱呼女作家么?)的小說我并不是十分欣賞,那篇意識流經典《達洛維夫人》我是強打精神才堅持看完的。感嘆號太多!(“多么有意思!多么突然的行動!”)順便插句題外話:問號多點兒不煩人,感嘆號多了煩人!雖然如此,《達洛維夫人》還是有我佩服的地方的(“的”字太多也煩人),那就是結構。那種把整篇小說的故事限制在很短的時間范圍之內、視角不斷從一個人轉換到另一個人的寫法、那種嚴謹的控制力、那種大氣的結構好像并不是女作家的所長。把話題扯回來,本來要說的是她的散文。伍爾夫的散文我愛看,尤其是書評,和剛才那兩位一樣,有范兒,牛氣,文思縝密、文氣滔滔,絕不唧唧歪歪、默默唧唧,跟小說完全不是一個味兒。有段時間我寫書評找不著文字感覺的時候,我就去看伍爾夫老師的書評,一旦那種感覺上了身,我就心懷滿足感開始默默地耕耘自己眼巴前兒的那篇文章。

對于眼巴前兒的這篇文章,我覺得有必要把話題再重新扯回到奧康納身上來。嗯,再說說奧康納。這位女作家有一個愛好——養孔雀。她臨終前(早逝,死于39歲)和母親住在佐治亞州的的農場上。除了寫作之外,她還養了差不多一百只孔雀。奧康納寫過一篇題為《禽鳥之王》(The King of the Birds)的散文,專門講養孔雀的事兒。在開頭一段她回憶了自己小時候的一段奇異經歷——五歲時她把家里養的一只小雞訓練成能倒著走路,這只能倒走的小雞讓她成了當地的名人,一家名叫《帕特新聞》的雜志還專門派人去采訪她。摘譯一小段來結束本文:

她(指小雞)的知名度隨著新聞報道不斷增大。當《帕特新聞》開始對她表示關注的時候,我想她已經走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不管正著走還是倒著走。不久,她死了,如今看來倒也挺合時宜。

文章分類: 文壇張望 |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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