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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永恒的閱讀

(刊于《城市畫報》第 300 期)

美國作家喬納森?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最近發表了一番炮轟電子書的言論。這位兩年前曾登上《時代周刊》封面的“偉大的美國小說家”認為電子書“正在危害我們的社會”:“我不喜歡電子書閱讀器的原因是:上一分鐘你在它上面瀏覽垃圾網站,下一分鐘你又在同一個屏幕上讀簡?奧斯丁。我覺得對于嚴肅的讀者來說,閱讀體驗的組成部分之一就是永恒感。生活中其它東西都是過眼云煙,但書上印著的字恒久不變。……有些人費了很大力氣,寫出了完美的、令人滿意的語言,他們對這一點十分自信以至于他們把這些文字用油墨印在了紙上。而電子書的屏幕讓人感覺你可以把上面的內容任意刪改、搬來挪去。因此,對于像我這樣對文學愛得狂熱的人來說,電子書不夠永恒。”

巧的是,我在電子書閱讀器(一臺 2010 年買的 Kindle)上讀完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正是弗蘭岑寫的《自由》(Freedom)。當時因為媒體的熱捧,此書還未出版就已萬人矚目。當這本書終于在美國上架,我已經等不及幾周后在本地書店里見到它的真身。我按動了 Kindle 上的“購買”鍵,大概過了不到半分鐘,這本書已經出現在我眼前的屏幕上。不久,我讀到一則新聞:《自由》的英國版在書店上架后,英國出版方發現印刷廠弄錯了書稿文件,首印的 8 萬本小說全部是含多處錯誤的未定稿版本,出版商不得不緊急召回。我不知道購買了錯版的幾千位讀者中有多少人回到書店換取了正版,但大概可以肯定:弗蘭岑本人的某些錯字、錯用標點和不完美的句子將在成百上千本錯版紙質書中獲得某種永恒。幸運的是,此書包括 Kindle 版在內的美國版并未出現版本錯誤。可是想想看,即使我手頭的電子書也是錯版,我的麻煩會有多大?重按一下某個按鈕,再等幾十秒鐘而已。

這是 2010 年的事。到了次年年底,我發現自己這一年讀過的書里已經有超過三分之二的電子書。這大概和我在 2011 年經常居無定所不無關系。我和妻子去歐洲轉悠了幾個月。出發時我們的兩只大旅行箱里幾乎沒有一本書——準確的說是沒有紙質書。原因很簡單:光是湊齊所去城市的旅游指南就會足以讓行李超重,更不要去奢想那些提供閱讀樂趣的文學讀物。幸好,有電子書。我們兩人各帶了一臺 Kindle,上面存了上百本電子版讀物:旅行指南、小說、雜志,還有一些歷史、文化甚至 IT 類的雜書。

現在我仍能回憶起在這次旅行中手捧 Kindle 讀書的一些場景:坐在黑暗的機艙里借著頭頂的小燈讀查克?帕拉紐克(Chuck Palaniuk)的《Choke》(此人喜歡用拉風的語言寫充滿邪氣的故事);坐在法國尼斯一家小醫院的候診室里(那天我老婆的腰受了輕傷)讀村上春樹《奇鳥行狀錄》的英文版(這本書要比《1Q84》好看很多);在德國海德堡的小旅館里讀一本名叫《A Year in the Merde》的暢銷書(一個生活在法國的英國佬調侃法國和法國佬);坐在 Eurial 列車上重讀馮唐的《不二》(準確來說那不是一本電子書,而是上載到 Kindle 上的小說手稿)。在這次漫長的旅行中我閱讀時間最長的一本書是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遺著《The Pale King》,那是一本我等了很長時間的小說,出版那天(4月15日)我們正離開奧地利薩爾斯堡、坐火車去德國慕尼黑。盡管在德國的書店里見到了這本書,我最終還是選擇了電子版。我在不同的城市打開 Kindle 斷斷續續地讀這本書:維也納、布拉格、阿姆斯特丹、巴黎……。我一直覺得華萊士是一位文學奇才,他自殺前留下的這份未完成的遺稿內容雜亂無章,但其中不乏精彩、怪異、個性十足的章節和片段,讓我至今記憶猶新。然而我最終感覺這部小說在整體上是一次失敗的嘗試。我在幾乎快要看完這本書的時候放棄了閱讀。我還記得決定放棄的那個時刻:坐在老佛爺百貨公司某層的一張沙發上,我一邊讀 Kindle 一邊等正在購物的老婆。我從屏幕上抬起頭,透過玻璃窗看見那些淡色的充滿雕琢痕跡的老式建筑和一片在接近黃昏時讓人略生惆悵的巴黎的天空。

長時間在異國旅行難免讓人偶爾生出些在外漂泊的思鄉情緒,這時你會懷念你出來之前的那個家。我發現一個能讓人在他鄉產生回家感覺的地方就是書店。在一個燈光柔和的小書店里端詳、撫摸書架上的書,即使印在上面的文字你未必能完全看懂,你仍會因此感覺心安,仿佛是那些文字在撫摸著你。回憶 2011 年的歐洲旅行,我的腦海里出現了無數個關于書店的美好畫面。然而當你站在一家書店里,忽然想到背包里的 Kindle,你可能又會感到某種矛盾和不安。這種不安大概來源于這個念頭:這家書店有可能會消失,消失的原因很可能與電子書有關。想到這一點,你可能會不自覺地再仔細看一眼這家書店的每個角落,希望把它在記憶里刻得更深一點。

于是你會想:也許一切都無法永恒,也許一切都會變成過眼云煙,也許科技給我們帶來很多方便,又會讓我們失去很多美好的東西。你最后決定用這樣的想法聊以自慰:不論是印在紙上,還是顯示在屏幕上,文字的意義在于和讀者相遇。如果你的文字是真正的好文字,也許它們能夠在讀者的記憶里獲得永恒。



附:關于電子書的微訪談(答《城市畫報》)

你的電子閱讀史有多長時間?

如果把在電腦上看書也算作電子閱讀的話,那就有十多年了。如果把電子閱讀嚴格定義為通過電子書閱讀器(比如Kindle、iPad)讀書,那么我的電子閱讀史應該是從2010年開始的,那年我買了一臺Kindle。

你的電子閱讀工具都有什么?

電腦、Kindle、手機等。

你的各種電子書的來源是什么?其中最貴的一本電子書價格多少?

來源包括自己花錢買的電子書(大部分是Kindle版的英文小說)、免費下載的電子書、出版界朋友贈閱的PDF版書稿或樣書、作家朋友的書稿等等。Kindle版的小說在售價上基本相差不大,我買過最貴的大概在15美元左右,比如喬納森?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的《自由》(Freedom)。

你的紙質閱讀與電子閱讀的時間比例大約是?

如果把上網、看報紙等所有和文字有關的閱讀都包括在內,那我平時大部分時間的閱讀應該算是電子閱讀。如果僅限于讀書,那么我最近讀電子書和讀紙質書的比例大概是2:1左右。

目前,你的“閱讀”里有什么成分(比如紙質書、電子書、信息集合閱讀、視頻、微博等)。哪一種比重最大、依賴性最強?

紙質書、紙質報刊雜志、Kindle版電子書、網頁瀏覽、手機閱讀等等。其中上網的依賴性最強、比重最大,雖然收獲并不是最大。

你最經常的幾個電子閱讀的時間/場景是什么?

我的工作環境就在電腦前,所以幾乎隨時都在進行“電子閱讀”。從幾個月前開始習慣于在外出時看手機上的東西。但我在直覺上沒把這些算成“讀書”。當我認為自己在“讀書”的時候,我一般是離開電腦屏幕,手里捧著一本紙質書或者Kindle,比較專注地閱讀。

說說你有過的新鮮閱讀體驗。

對我來說,電子閱讀本身并沒有提供什么特別新鮮的閱讀體驗,只不過是信息來源比較快、閱讀比較方便而已。雖然現在不少電子書加入了多媒體、可以“互動”,但除了用于教學方面的書(比如學外語的電子書可以發聲、學舞蹈的電子書可以播放視頻等等),我還沒看到太多文史類電子書在多媒體、“互動”方面做得特別好的例子。

請分享幾個你用完后暗自激動,想向朋友強烈推薦的閱讀工具/閱讀來源。它最精彩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Kindle值得推薦,雖然比起iPad來Kindle在速度和反應上差了很多,但它最大的優勢是讀起來不費眼,可以像讀紙書一樣長時間閱讀。另外有一種大號(9.7吋屏)的Kindle,是我見過的讀PDF最好的工具。

請分享一個你聽過的與電子閱讀有關的有趣新聞/信息/說法/想象。

前一段時間有人揣測蘋果公司有可能正在研發一種結合了LED和電子墨水(E-ink)的混合型顯示屏,這種顯示屏可以在用戶看視頻、玩游戲的時候通過LED來顯示(保證速度快),如果用戶閱讀文字,屏幕就自動切換成用電子墨水顯示(保證長時間閱讀不費眼、少耗電)。我想如果這種技術真能實現并且用在iPad上,那使用電子墨水技術的Kindle就可能被淘汰了。

文章分類: 我也讀書 | 評論



聽作家朗讀自己的作品

大概很多作家都有過簽名售書的經歷。錢鍾書先生說:“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去認識下蛋的母雞?”這話應該是作家不想露面時的托詞,對于讀者來說,想見見下蛋雞本尊這件事兒說起來再合情合理不過。

在歐美,作者簽售時有個傳統,就是朗誦自己新書的片段,時間一般在半個小時左右,可以是書的第一章,也可以隨便挑選書里的內容讀讀。讀者借這個機會滿足了“看下蛋雞”的好奇心,作家借著朗讀展示了自己的新作,不失為一種不錯的營銷手段。然而再往深里想,聽作家朗讀自己的作品實在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和看電影、聽音樂會不同,閱讀這件事從來不屬于集體活動,需要讀者各自在私下完成,于是閱讀就少了一個“集體共享”的機會。而當大家坐在一起聽人朗讀(尤其是當朗讀者正是寫出這些文字的那位),在那一刻,紙上的文字便忽然享受了一種“接受眾人集體參拜”的禮遇,那種氣氛,那種儀式感,有時候還真不亞于聽講經和布道(即使那位朗讀者寫的東西很爛)。

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善于朗讀,大概也有不少作家討厭當著眾人讀自己的作品。另外此舉在國內目前好像并不流行(其實這事兒值得推廣。想想看,讀者大老遠跑來,除了見你一面之外,總希望聽你開口說點兒什么,你可能覺得自己笨嘴拙舌,你可能擔心聊多了露怯,但是,念念自己寫的東西——這是一件多么簡單而討好的事情啊。)

最近在某國外網站讀到一篇文章(鏈接在此),文中收集了十余位已故著名作家朗誦自己作品的音頻,其中不乏頗為珍貴的錄音。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讓人感覺幾乎是位古人,但這位生于 1882 年的女作家曾于 1937 年在 BBC 電臺朗讀過自己的一篇隨筆,錄音里伍爾夫的英倫口音頗顯知識分子的高雅氣質。和伍爾夫同齡的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也留下過一段朗讀《芬尼根守靈夜》(Finnegans Wake)的錄音,那是一本公認寫得晦澀難讀的小說,而作者有些古怪的聲音也和這種晦澀氣質頗為應和。我以前從沒聽過、也沒有想象過海明威講話會是什么樣子,這次聽到他的一次朗讀錄音,語調緩慢、堅定、高昂、夸張,不像作家在朗讀自己的作品,倒像是面臨世界大戰威脅的美國總統在廣播里向全國民眾發表參戰演說。聽杜魯門·卡波蒂(Truman Capote)朗讀《蒂凡尼的早餐》,不知情的人光憑聲音可能會錯以為朗讀者是一位老太太(一位既有腔調、又有幽默感的老太太)。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讀《好人難尋》時一口南方口音,語速很快,好像急于完成這次朗讀。T·S 艾略特(T.S. Eliot)朗讀名詩《荒原》時讓人感覺缺少必要的抑揚頓挫,念詩像念經,聽的時間長了難免會犯困。而杰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正好與之相反,在背景爵士樂的伴奏下愣是把一段出自《在路上》的平淡文字讀得像一首充滿激情的詩。

作家是文字的創作者,他們對自己的文字負責,并不需要對自己的聲音負責。但是聽著他們的文字由他們本人的聲音朗讀出來,我們大概會感覺和他們離得更近一些。

以下是十一位作家朗讀自己作品的錄音片段。

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

伍爾夫于 1937 年 4 月在英國 BBC 電臺做了一個題為《 Craftmanship 》 的演講,后來這次演講被收錄于她的隨筆集《 The Death of the Moth and Other Essays》之中。


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

朗讀《芬尼根守靈夜》(Finnegans Wake)的片段。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朗讀《我彌留之際》(As I Lay Dying)片段。

?


歐內斯特·米勒·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朗讀《威尼斯的亨利酒吧》(In Harry’s Bar in Venice)


T·S艾略特(T.S. Eliot)

朗讀《荒原》(The Wasteland)


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

朗讀短篇小說《好人難尋》(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朗讀《洛麗塔》(Lolita)片段。


杜魯門·卡波蒂(Truman Capote)

朗讀《蒂凡尼的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


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

朗讀《嚎叫》(Howl)


杰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

朗讀《在路上》(On the Road)片段。


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

朗讀《冠軍早餐》( Breakfast of Champions)

(部分資料來源:Flavorwi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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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評論?作家訪談》之村上春樹

《巴黎評論》(Paris Review)是最著名的英文文學期刊之一,除了發表文學作品,幾乎每期都刊載篇幅很長的作家訪談。最近,《巴黎評論?作家訪談》(第一卷)的中譯本即將出版(豆瓣網鏈接),書中收集了此刊對十六位當代作家的訪談,這些作家包括:卡波蒂、海明威、亨利?米勒、納博科夫、凱魯亞克、厄普代克、馬爾克斯、雷蒙德?卡佛、米蘭?昆德拉、羅伯-格里耶、君特?格拉斯、保羅?奧斯特、村上春樹、奧爾罕?帕慕克、斯蒂芬?金、翁貝托?埃科。

《巴黎評論?作家訪談》的中譯本為多人合譯,其中村上春樹的訪談是我譯的(譯自英文)。

插句題外話:村上春樹除了寫小說,還翻譯過不少英文小說。我去年年底去了趟東京,在一家書店里看到擺在一起的村上春樹譯作(見下圖),感覺此人還真是一位很勤勞的寫字兒者。

在此節選這篇訪談的一小部分內容。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等該書上架后找來一讀。


采訪者:
我剛剛讀完你的最新短篇小說集《地震以后》,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這本書里既有像《挪威的森林》那樣比較寫實的小說,也有更接近于《奇鳥行狀錄》和《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的作品,你把這些風格不同的短篇小說很自由地混合在一起。這兩種不同的形式在你看來有什么根本區別嗎?

村上春樹:
我的風格——我所認為的自己的風格——非常接近于《冷酷仙境》。我本人不喜歡現實主義風格,我喜歡更加超現實的風格。至于《挪威的森林》,我當時拿定主意寫一本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小說,我需要那種寫作經驗。

采訪者:
當時你是想把那本書當作一種風格上的練習,還是因為它的故事用現實主義手法來講述最為合適?

村上春樹:
如果我堅持寫超現實的小說,我可能會成為一位邪典作家 。可我想打入主流,所以我需要證明自己有能力寫現實主義小說,這就是為什么我寫了那本書。那本書在日本成了暢銷書,這種結果在我的意料之中。

采訪者:
所以說那是一個策略上的選擇。

村上春樹:
是的。《挪威的森林》很容易讀,也很容易理解。很多人都喜歡那本書,然后這些人又會對我其它的作品產生興趣,所以它很有幫助。

……

采訪者:
當時誰是你的寫作典范?你受到過哪些日本作家的影響?

村上春樹:
我從小時候起一直到少年時期都沒有讀過太多日本作家的作品。我想脫離這種文化,我覺得這種文化很無趣,很差勁。

采訪者:
你的父親不是一位教日本文學的教師嗎?

村上春樹:
是的。所以說這也是一種父子式的關系。我只是走向了西方文化這一邊:爵士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還有雷蒙德?錢德勒,這是一個屬于我自己的世界、我的幻想樂園,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去圣彼得堡或者西好萊塢,這是小說的魔力——你可以到處游歷。現在去美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每個人都可以去世界上任何地方,可是在六十年代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靠閱讀和聽音樂的方式旅行,那是一種夢幻一般的心理狀態。

采訪者:
而這在后來又促使你開始寫作了。

村上春樹:
是的。我二十九歲的時候開始寫小說,這來得很突然。我想寫點兒東西,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寫,我不知道如何用日語去寫——那時候我幾乎沒有讀過任何日本作家的作品——于是我從自己讀過的書里借鑒風格、結構和所有一切,這些書都是美國或西方的作品。結果我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我的寫作就這么開始了。

采訪者:
你的第一本書出版以后獲了獎,你基本上已經正式上路了。那時候你有沒有開始去結交其他作家?

村上春樹:
沒有,完全沒有。

采訪者:
那時候你一個作家朋友也沒有?

村上春樹:
是的。

采訪者:
后來你有沒有和別的作家成為朋友或同事?

村上春樹:
沒有,一個也沒有。

采訪者:
至今你也沒有任何作家朋友?

村上春樹:
是的,沒有。

……

采訪者:
在你的寫作生涯中,就從來沒有感覺自己屬于任何一個作家團體嗎?

村上春樹:
我是一個獨行者,我不喜歡團體、流派和文學圈子。普林斯頓大學有一個類似于快餐廳的地方,他們邀請我去那里用餐,在場的有喬伊斯?卡羅爾?歐茨(Joyce Carol Oates),還有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我覺得非常恐懼,以至于吃不下飯!瑪麗?莫里斯(Mary Morris)也在場,她非常和善,差不多和我同齡,可以說,我們成了朋友。可是在日本,我沒有任何作家朋友,因為我想……保持距離。

采訪者:
你的小說《奇鳥行狀錄》有很大一部分寫于美國。在美國生活對于你的創作過程或者作品本身有什么明顯的影響嗎?

村上春樹:
寫《奇鳥行狀錄》的那四年當中我一直作為一個怪人住在美國。這種“怪”的感覺一直像影子一樣陪伴我,而這部小說的主人公也是如此。現在想起來,如果這本書是在日本寫的,那么它可能會變成一本面目全非的小說。
我在美國生活的“怪”和在日本感覺到的“怪”是不同的。在美國這種感覺更加明顯和直接,它讓我更清楚地認識了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寫這本書的過程就像一個把自己扒光的過程。

采訪者:
當代日本作家的作品中有沒有你讀過而且喜歡的?

村上春樹:
有一些。比如村上龍(Ryu Murakami),還有吉本芭娜娜(Banana Yoshimoto)的部分作品。不過我不寫書評和文學評論,那些事我不想參與。

采訪者:
為什么呢?

村上春樹:
我覺得我的工作是觀察人和世界,而不是去對它們進行評價。我一直試圖讓自己遠離所謂結論性的東西,我寧愿讓世間萬物都處于無盡的可能性當中。
比起評論我更喜歡翻譯,因為做翻譯的時候你幾乎不需要做任何的評判,我翻譯一本自己喜歡的作品,就好像讓那些美妙詞句一行一行地從我的身心穿過。毫無疑問,世界上需要有評論家,不過那不是我的差事。

……

采訪者:
你自己好像喜歡翻譯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像卡佛、菲茨杰拉德、歐文。這種偏愛是否反映了你作為一名讀者的閱讀喜好?或者說,你是不是覺得沉浸于風格完全不同的作品中有助于你的寫作?

村上春樹:
我從我翻譯過的那些作家的作品里都有所收獲,這是最重要的。我從現實主義作家那里學到很多,他們的作品需要仔細閱讀才能翻譯好,我可以發現他們的秘密所在。如果我去翻譯后現代作家,比如唐?德里羅(Don DeLillo)、約翰?巴斯(John Barth),或者托馬斯?品欽(Thomas Pynchon),那就會發生“撞車”——我的癲狂撞上他們的癲狂。當然,我仰慕他們的作品,不過,當我做翻譯的時候,我會選擇現實主義作家。

采訪者:
你的作品經常被人稱為美國讀者最容易接受的日本文學作品,以至于人們把你稱為最為西方化的當代日本作家。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你與日本文化之間的關系的。

村上春樹:
我不想去寫身在異國的外國人,我想寫的是我們這些人,我想寫日本,想寫我們在這里的生活,這對我來說很重要。很多人說我的風格西方人很容易接受,這也許沒錯,但我的故事是我自己的,它們并沒有西化。

采訪者:
你作品中出現的很多看起來很西化的事物——比如,披頭士樂隊——其實也是日本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

村上春樹:
我寫一個人在麥當勞吃漢堡包,美國讀者就會好奇:為什么這個角色吃的是漢堡包,而不是豆腐?可是,吃漢堡包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

采訪者:
你是否同意你的小說準確地描繪了當代日本的都市生活?

村上春樹:
我小說中人物的行為方式、他們如何講話、作何反應、怎么思考,都是非常日本的。沒有日本讀者——幾乎沒有任何日本讀者——抱怨說我的故事和他們的生活相差太遠。我在試圖描繪日本人,我想描繪我們是什么樣的人,我們從何而來、去向何方。這是我的主題,我想。

……

采訪者:
你剛才把自己和馬爾克斯、卡夫卡做了對比,你說他們是文學作家,那么你認為你自己是一名文學作家嗎?

村上春樹:
我是一位當代文學作家,這和他們非常不同。在卡夫卡寫小說的年代,人們只有音樂、書籍和劇院,現在我們有互聯網、電影、影碟出租,以及更多。如今我們有如此多的競爭對手,而最主要的問題是時間:十九世紀的人——我指的是有閑階級——有很多時間,他們讀大部頭的書,去戲院坐上三四個小時看一出歌劇。可是如今每個人都很忙,社會上也不再有真正的有閑階級。閱讀《白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于身心有益的,但是人們現在沒有那么多時間。所以小說本身經歷了很多大幅度的改變:我們不得不抓住讀者的脖子硬把他們拖進來。當代小說作家在使用很多來自其它領域的技術——爵士樂、電子游戲、等等等等。我覺得在今天,電子游戲比任何東西都更接近文學。

采訪者:
電子游戲?

村上春樹:
是的。我自己并不喜歡玩電子游戲,但我可以感覺到它和文學的相似性。當我寫作的時候有時候我會感覺自己是一個電子游戲的設計師,同時也是一個玩游戲的人。我編造了這個游戲程序,現在我正置身于游戲當中,我的左手并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這是一種超脫,給人一種分裂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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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不安的人感到安慰,讓安逸的人感到不安

最近翻看一本英國女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的隨筆集《Changing My Mind》,其中有一篇寫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長文,文中引用了一整段華萊士的訪談記錄,讀了這段文字之后我覺得有必要把它翻譯出來和讀者分享。

大衛?福斯特?華萊士是我最喜歡的當代作家之一(不幸于2008年自殺身亡)。雖然我家的書架很小,華萊士的書我卻幾乎收全了。但并沒有通讀——此人的文風很怪,有些東西讀不進去。但就是喜歡。

我以前在博客里引用過一句華萊士談小說的話,他說:“Fiction's about what it is to be a fucking human being.”(“小說的作用,就是告訴讀者:身為人這種動物,到底是他媽的一種什么滋味兒。”)這次翻譯的這段更長一些(訪談的全文鏈接在此),以下是我的譯文:

有一位我很喜歡的老師曾經說過:好的小說,它們的任務就是讓不安的人感到安慰,讓安逸的人感到不安。我想,嚴肅小說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讓讀者——那些和我們所有人一樣被孤獨地放逐在自己的腦殼里的人——提供一種能夠接近其它自我的想像通道。作為人類的一員,忍受痛苦折磨是我們活在這個世上無法逃脫的一項內容,所以我們欣賞藝術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體驗痛苦,當然,那是一種可以感同身受、作為替代經驗的“具有普遍性”的痛苦。在真實世界里我們永遠都是獨自受苦,我們無法真正徹頭徹尾地體驗他人的痛苦。但是,假如我們讀了一篇小說,而這篇小說讓我們對書中虛構人物的痛苦產生了某種共鳴,那么,這種經驗可能會堅固我們的信念:別人也會對我的痛苦產生共鳴。這種體驗具有滋養和救贖的效果,我們內心深處的孤獨因此而減輕。道理可能就是這么簡單。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電視節目、熱賣的電影、還有大部分的“低級”藝術——“低級”指的是那些首要目的是為了賺錢的東西——它們讓人感覺更容易接受,這背后的原因恰恰是因為:它們的制造者清楚地意識到觀眾更愿意接受一部提供 100% 愉悅感受的作品,而不是一部 49% 的愉悅附加 51% 痛苦的作品。然而“嚴肅”的藝術作品——那些首要目的并不是想從你身上撈錢的東西——它們傾向于讓你感覺不安,或者逼迫你通過付出一定的努力來感受到愉悅,這和生活本身是一致的:快樂在大部分情況下是辛苦勞作和忍受種種不便的副產品。所以,普通讀者,尤其是從小到大一直習慣于觀賞那些接受起來不費吹灰之力、提供 100% 愉悅的作品的年輕讀者,讓他們閱讀和欣賞嚴肅小說,他們會感覺非常吃力。這種狀況很糟。問題的根源并不是當下的讀者很“蠢”,而是因為電視和商業文化已經把人們訓練得懶惰而且幼稚,以至于降低了對于藝術作品的預期。在這種情況下,想要讓當代讀者充分動用他們的想象力和智力來接受你的作品,這已經變得前所未有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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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先生手跡一幅(書法練習)

傅雷(1908-1966),著名的翻譯家、作家、教育家、美術評論家。早年留學法國巴黎大學,翻譯過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爾扎克、羅曼·羅蘭、伏爾泰等名家著作。其家信集《傅雷家書》至今廣為流傳。

今天我要向大家展示一份傅雷先生與本人通信的珍貴手跡(原件共三頁,因首頁涉及個人隱私,故略去不貼)。原文如下:

“……我愈來愈感覺到譯者的文學天賦比什么都重要。這天賦包括很多,taste,sense 等等都在內。而這些大半是“非學而能”的。說到句法,在最大限度內我們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無論如何,要叫人覺得盡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為中文。這一點當然是不容易做得到的。老舍在國內是惟一能用西洋長句仍不失為中文的作家。

關于翻譯,談是永遠談不完的。在這個時代搞翻譯十分辛苦,稿費低、成績不受重視,做翻譯需要堅持,希望你一定要 Hold 住!”

(注:當然,這幅“手跡”是贗品,傅雷的字要比我寫的這手破字好得多。其實我沒怎么讀過《傅雷家書》,但每次在書店里看到傅雷的書信集,總會翻開來看看有沒有書信原件的照片,因為我很喜歡看傅雷的毛筆字。另:這幅“手跡”里第一段的文字摘自傅雷與宋奇的通信(參見《傅雷談翻譯》一書),后一段乃本人杜撰。傅雷大概是不屑于使用“Hold 住”這種“潮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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